论章太炎的民主思想(1)网(2)

三

武昌起义的胜利，将章太炎推向了建立和维护民国即民主共和国的复杂斗争。1911年11月，章太炎自日本归国，从这时起一直到他去世，他的政治思想多所变化；由于本身的局限，他未能与时俱进，其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倒退。但应指出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始终没有变；对民主共和虽然有过动摇，却始终没有放弃。在这一时期，他的民主思想，在三个不同阶段，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第一阶段，从民国建立到袁世凯帝制复辟的败忘，这是章太炎幻想以“强有力的人物”建立民主共和国遭到破产的时期。武昌起义后，革命派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局势。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革命党人总的趋势是在妥协中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这方面，章太炎表现尤为突出。当时，他错误地认为，在推翻清政府的过程中，各种人物都已投入到“革命”的营垒，因此，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革命党人就应团结各方，放弃以一党为中心建立政权的主张。为此，他先是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24]的错误口号。接着便联合立宪派、旧官僚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刊《大共和日报》。在《大共和日报》发刊辞和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章太炎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时期他关于立国的具体设想。首先，他指出，中国应“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合自己国情的国家体制，绝不应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章太炎说：“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君主立宪，本起于英，其后他国效之，形式虽同，中坚自异；民主立宪，起于法，昌于美，中国当继起为第三种，宁能一意刻划，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耶？”第二，民国必须保持全国的统一，各省既不能独立，亦不能行联邦制，即“绝不能效美之分离”。第三，实行共和制。在这个制度下，“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大总统由人民选举，且限制其权，行政部应对议院负完全责任；三权分立之外，“并应将教育、纠察二权独立”。第国，对外，则主张国际平和，绝不能受他国之侵略，要“维持国权”[25]。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民主共和国呢？章太炎认为只有找到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才有可能。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因此，在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他不仅支持袁世凯推行统一南北的反动政策，而且不惜牺牲某些民主权力，支持袁世凯的独裁。章太炎说：“在此危亡危急之顷，国土保全为重，民权发达为轻”，“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26]在这里，章太炎把国家的统一、独立与民主、民权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在非常时期不应坚持民主，这恰恰有利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最终则只能使妥协者自食其果。1913年，坚持建立国民党内阁的宋教仁被刺杀，接着章太炎本人也被袁世凯软禁起来。这时，章太炎才逐渐醒悟，认识到“北方受了腐败专制的遗传病，较之南方革命的激烈病其流毒更甚。吾辈欲扫除劣政治，产出良政治，非先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不可。”“故今日吾革党对于建设民国一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拚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27]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章太炎又立即写信直斥其背叛共和誓词，“忽萌野心，妄僭天位”，是“民国之叛逆”[28]。这些言论表明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章太炎仍继续为维护民主共和而斗争的鲜明态度。

第二阶段，从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到“护法运动”失败，这是章太炎同孙中山一道为反对假共和、建立真共和而斗争的时期。经过“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尤其是被袁世凯三年软禁的切身经历，章太炎对民主共和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这期间，他认真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民主共和制度屡遭厄运的惨痛教训。他认为，武昌起义以后，之所以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首先是因为革命派未能坚决以武力彻底推翻北方的反动势力而采取了向袁世凯妥协的态度，以致把复辟势力保存下来。他说：“辛亥起义，不凭武力以解决大局，半途偷安，卒至革命一次不已，至于二三四次，……功亏一篑，一误再误。”[29]有鉴于此，他反复告诫人们，在袁世凯帝制复辟败亡后，绝对不能停止对北洋军阀的进攻，因为“今者帝制余孽，犹未剿除，墨吏贪人，布满朝列，非震以雷霆霹雳之威，仕途何自而廓清？政治何由而循轨”？又说：“当知宗社党有新旧之分，复辟论有满汉异。……而新宗社党财力雄厚萌孽潜滋，动员令可以自主，选举不可以妄干，怀抱与清室遗臣绝异，若非严令征剿，必须滋蔓难图。”[30]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了章太炎这一论断的正确。

1917年皖系军阀头子段琪瑞先是利用张勋赶走总统黎元洪，然后又以北洋武力击败张勋复辟。这时，段琪瑞以“再造共和”自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反对段琪瑞的倒行逆施，反对假共和，建立真共和，孙中山在广州举起了“护法”的旗帜。章太炎积极参加了“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他在阐述护法斗争的意义与目的时，深刻说明了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指出“共和国家，以法律为要素，法存则国存，法亡则国亡；合法则为顺，逆法则为逆。”因此，要“大起护法之师，扫荡群逆。凡乱法者必诛，违法者必逐，然后真正共和之国家，始得成立。所谓法治精神，人民幸福，庶有实现之一日。”[31]然而，护法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是把力量的基点置于民众之中，而是放在“有力者”即西南各省的一批地方军阀身上。这些地方军阀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附和孙中山的“护法”，目的在于藉此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扩大自己的地盘。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与章太炎等革命民主派虽历经艰难，千方百计促使他们投入护法斗争，但结果却是护法未成，孙中山反而被排挤，南与北暂时达成妥协。章太炎又一次得到惨痛的教训，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民主的敌人，即“西南与北方者，如一丘之貉而已。”[32]

第三阶段，从“联省自治”到“联督割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地方军阀搞了一个所谓“联省自治运动”。不少所谓“时贤”、文人、政客、名流，也参予其间，拚命为之鼓吹，章太炎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早在1918年，他即主张四川、湖南独立自主，以反对滇、桂系军阀的割据。1920年4月，章太炎又建议四川、湖南同盟共同抵御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亦不受南方政府支配。7月底，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以避免卷入南北战争为借口，通电主张湖南自治。9月以后，章太炎应谭延闿的多次邀请赴长沙，共同鼓吹“联省自治”。此后，他发表了不少文电，公开宣扬自己的“联省自治”的思想主张。为什么要“联省自治”？章太炎说：“民国成立以来，九年三乱，近且有借名护法，阴谋割据者。”[33]究其原因，他认为“莫如中央集权，借款卖国，驻防贪横，浚民以生”[34]。1922年，章太炎进一步追溯到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问题，提出“弭乱在去三蠧、”的意见，即根本废除约法、国会和总统，据他说“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引起战争，无如此三蠧、者三蠧、不除，中国不可一日安也。”[35]在章太炎看来，只要除去“三蠧”，铲掉中央集权这个祸根，实行各省自治，中国不仅内部可以消弭战争，而且对外则可以避免丧权辱国。那么，具体办法是什么呢？章太炎指出，一方面，实行地方自治，大权在于各省，即各省宪法由各省自行制定，军政长官均由本省人充任；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接选举，督军则由各级军官会推选；外交权归于各省，订立条约必须各该省督军省长副署，方为有效。由此，“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另一方面，则“虚置政府”，中央政府只是一个形式，按规定只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36]。正如他所说的“政府虽存，等于虚牝”[37]。在这里，章太炎本意是想以“联省自治”的办法，消弭内乱，实现直接民权，扩大民主。然而，实际却走向了反面。以各省为权力单位实行地方自治，不但不能消灭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主义，而且促使各省地方军阀为争夺一省或数省的最高权力而长期割据混战，这又恰恰适应了帝国主义分裂剥削政策的需要，便于帝国主义各个击破，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统治。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联省自治”，其实质“乃是联督自治”。它“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明目张胆地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便造成袁世凯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便造成武人割据的诸侯，那里能够解决时局？”正确的道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从反动派代表军阀首领手里夺得政权。”[38]

综观章太炎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高度爱国主义思想支配下，始终坚持反帝的民族主义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反对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真正的民权，是章太炎一贯的主张，并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章太炎不是地主阶级的反满派，而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又始终未能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39]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注释

[1] 鲁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讯全集》第6集，第547页。

[2] 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3] 罗耀九：《光复会性质的再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4] 《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6页。

[5] 《致汪康年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页。

[6]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3页。

[7] 《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1-22页。

[8]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6页。

[9] 《译书公会叙》，《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6页。

[10] 《章太炎年谱长编》，第24页。

[11] 《〈革命军〉序》，《章太炎选集》，第154页。

[12]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四）第180页。

[13] 《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7页--180页。

[14] 《民报》第13号。

[15] 《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四），第270、272、273页。

[16] 《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四），第433、430、432页。

[17] 《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第390页。

[18] 《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四），第300-311页。

[19] 《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四），第262页。

[20] 《官制索引》，《章太炎全集》（四），第87页。

[21] 《国家论》，《章太炎全集》（四），第457页。

[22] 《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转引自《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第109页。

[23] 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第378页。

[27] 《关于“医治国病”的演说》，《章太炎选集》，第544页。

[28] 《三致袁世凯书》，《章太炎选集》，第583页。

[29] 《国民公报》，1918年1月19日。

[30] 《致黎元洪电》，《章太炎选集》，第595页。

[31] 《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68-569页。

[32] 《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89-590页。

[33]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55页。

[34] 《各省自治共保全国领土说》，《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55页。

[35] 《弭乱在去三蠧说》，《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56页。

[36] 《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10页。

[37]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52、753页。

[38] 《先驱》半月刊第九号。

[39] 《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共2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