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一）(1)(2)
2014-12-22 02:11
导读：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已出了三册，还未有已。在青年读者们间有了相当的影响的。他告诉他们，古书是不可信的；用时须加以谨慎的拣择。他以为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已出了三册，还未有已。在青年读者们间有了相当的影响的。他告诉他们，古书是不可信的；用时须加以谨慎的拣择。他以为古代的圣人的以及其他的故事，都是累积而成的，即愈到后来，那故事附会的成分愈多。他的意见是很值得注意的。也有不少的跟从者曾做了同类的工作。据顾先生看来，古史的不真实的成分，实在是太多了。往往都是由于后代的人的附会与添加的。……但我以为，顾先生的《古史辨》，乃是最后一部的表现中国式的怀疑精神与求真理的热忱的书，它是结束，不是开创，他把郑（谯）崔（述）等人的路线，给了一个总结束。但如果从今以后要走上另一条更近真理的路，那只有别去开辟门户。像郭沫若先生他们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便是一个好例。他们下手，他们便各有所得而去。老在旧书堆里翻筋斗，是绝对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以外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旧书堆里的纠纷，老是不会减少的。我以为古书固不可尽信以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古人或不至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末样的惯于作伪。惯于凭空捏造多多少少的故事出来；他们假使有什么附会，也必定有一个可以使他生出这种附会来的根据的。……自从人类学，人种志，和民俗学的研究开始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已不仅视之为原始人里的“假语村言”了；自从萧莱曼在特洛伊城废址进行发掘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也已不复仅仅把他们当作是诗人们的想象的创作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常把许多古史上的重要的事实，当作后人的附会和假造呢？[10]
在谈到他何以要写这篇（类）文章的原因时，他写道：“我以为《古史辨》的时代是应该告一个结束了！为了使今人明了古代社会的真实的情形，似有另找一条路走的必要。如果有了《古史新辨》一类的东西，较《古史辨》似更有用，也许更可以证明《古史辨》所辨证的一部分的事实，是确切不移的真实可靠的。”“在文明社会里，往往是会看出许多的‘蛮性的遗留’的痕迹来的，原始生活的古老‘精灵’常会不意的侵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特别在我们中国，这古老的‘精灵’更是胡闹得厉害。”他要通过对汤祷于桑林的传说，揭示出隐藏在这传说中的“蛮性的遗留”来。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文学研究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他们也都曾不同程度地涉足和论述过民间文学，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刚刚在西方兴起未久的人类学派的影响。沈雁冰以人类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武器，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等著作。郑振铎也是这样。他早期写的《读毛诗序》中，就说明《诗经》是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古代社会情形、古代的思想的很好的资料，已显示了他的研究方法，既承袭了中国古代的研究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积极成果。[11] 特别是他的欧洲之旅，他伏案于英法两国的国家图书馆中，阅读了和搜集了不少西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著作，也翻译过好几种希腊神话和英国民俗学论著（如柯克斯的《民俗学浅说》），对人类学派民俗学、神话学的观点不仅颇为贯通，也有所接受。连赵景深这样的热心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的人，所翻译的耶阿斯莱的《童话学ABC》、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等，其底本也都是从郑振铎那里借来的。《郑振铎传》的作者陈福康说：“这篇文章的价值，主要还不在于它论述的关于‘汤祷’的问题本身，而应该看作是他当时学术思想上的转变的一篇公开的宣言。而且，由于他的这一学术思想上的转变与号召十分踏实，合情合理，决无‘赶时髦’、哗众取宠之意，因此在当时学术界很有影响。即以顾颉刚为例，在翌年2月《古史辨》第四册的序中就声明：‘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并且诚恳地说：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的基础呢。’颉刚说的‘下学’、‘上达’，显然与他所的‘结束’、‘开创’是相通的。这表明颉刚是受到他的启发教育的。”[12]《汤祷篇》就算是他试图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方法解析中国的古代传说，建立他想象中的《新古史辨》的一个实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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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祷篇》之后十年，他又于1946年，写了另一篇与《汤祷篇》一脉相承的长文《玄鸟篇》。[13] 作者在《玄鸟篇》中，用在《汤祷篇》中采用的相同的研究方法，即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比较方法，拨开诗人描绘的文学画面的迷雾，深入到中国古代社会的赘婿制度及其形成的经济原因，以及与赘婿制相关的婚俗、赘婿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的理性层面，甚至还旁及到了养子、童养媳、妾等封建社会的其他相关家庭制度。
赵景深的民间文学研究
赵景深（1902～1985）是“俗文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赵景深于1961年10月17日郑振铎逝世三周年忌日写的《郑振铎与童话》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在古典小说和戏曲以及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方面都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论者也指出：“赵景深先生的俗文学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出版，确立‘俗文学’这一学科之后，在郑先生一再启迪和引导下，投入到俗文学研究中去的。”[14] 说赵景深是郑振铎所创立的“俗文学派”的重要的追随者和代表人物，不仅是因为他所理解和从事的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对象（即范围）上一脉相承，还在于他的研究俗文学—民间文艺的方法，以及他后来主持编辑的几种“俗文学”周刊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同道者。
赵景深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是从童话开始的。他的第一批童话文章，是1922年1月22日,2月12日,3月28-29日,4月9日在《晨报·副刊》上，就童话问题与周作人所作的讨论。他结识了郑振铎和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后，其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及到俗文学的其他门类，如戏曲、曲艺、鼓词、小说等，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晚年他曾说，有人称他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方面的专家，他以“愧不敢当”四个字答之。有论者说他这是自谦之词。[15] 其实，他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受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的影响较深，在我国学界倾向于文学人类学学派，而后期又受郑振铎的俗文学思想影响较深，不仅在研究领域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逐渐成为俗文学学派的重要代表。总的看来，赵景深在民间文艺学上的学术功绩，主要在童话学（故事学）和戏曲、曲艺等民间文学方面，堪称中国现代故事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早期他不仅是最早翻译英国人类学派学者（如英国民俗学会前会长葛劳德、麦苟劳克等）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的学者之一，因而深受人类学派的影响，而且他在研究和阐释民间文学作品（主要是民间故事）时，运用的也是人类学派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成就，以早年的《童话评论》（开明书店1924年）、《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童话论集》（开明书店1927年）、《民间故事研究》（复旦书店1928年）、《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等著作为代表。他在长期兼任北新书局总编辑时，参与了以林兰笔名编辑的民间故事集近40种、收入民间故事近千篇[16]，成为20世纪以来出版民间故事最多的一个时期，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资料基础；而从民间故事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说，他的成就则集中地表现在打破当时国外学者在型式研究上把神话、传说、故事混为一谈的非学术倾向，厘清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概念和界限，为故事学的科学化奠定了一块基石。[17] 已故美籍华人民间文艺学家丁乃通生前在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里写道：“中国最大的故事研究权威之一赵景深写了一本书名叫《童话学ABC》。在这本书中，他说神话是‘严肃的故事’而童话则是‘游戏的故事’，意思是说着好玩的游戏之作。……中国最优秀的权威们显然仍旧遵守和尊重神话、传说和童话之间的区别的。”[18]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关于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的特点，在《民间文学丛谈》的后记中写道：“我对于民间文学的探索是从童话开始着手的。……系统地探讨民间文学是在1927年以后。那时，在许多零星文章之外，我先后发表了几本专著，如《童话概要》、《童话ABC》、《童话论集》和《民间故事研究》等。那时，国际上民间文学的研究，人类学派及其比较研究故事的方法正在流行，我国的研究也深得这一学派的影响。……在那一时期（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我国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除我之外，还有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和黄石等人。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等虽然也研究民间故事，却偏重于民间文学中的韵文部分即歌谣的研究。著作有《吴歌甲集》、《蛋歌》、《看见她》等等；而我及黄石则主要从事散文部分，即民间故事、童话故事传说等等的探索，很少涉足民间歌谣的园圃。”[19]
在郑振铎的影响下，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赵景深的研究领域扩大了，触角伸展到了我们称之为俗文学的一些文体中。193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读曲随笔》，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大鼓研究》，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弹词考证》等。商务印书馆还于1938年出版了他选注的“中学语文补充读本”《弹词选》（第1集）。他认为：“弹词亦为南方的叙事诗，……北方的叙事诗则为鼓词。”[20] 这时，他因而结识了好些读曲、研究俗文学的朋友，包括王玉章、吴梅、沃圃、杜颖陶、陈乃乾、张次溪、贺昌群、钱南扬、卢寄野、顾名、顾随等。
抗日战胜胜利后，民间文学界陷入沉寂状态。在上海，虽有丁景唐、田仲洛（袁鹰）、薛汕等组织的民歌社在活动，但很快便因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逃的逃散的散。赵景深在《神州日报》编刊《俗文学》周刊，继而又在《大晚报》编刊《通俗文学》周刊、在《中央日报》编刊《俗文学》周刊。正如论者关家铮所指出的：“‘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深受学院派文化影响，整体上呈现出浓厚的学术气息，承载的内容是当时文化精英们提供的学院派研究，也就是说‘沪字号’《俗文学》周刊刊载过程是一个促进、推动、拓展中国俗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过程。”[21] 因而可以认为，由于在20世纪40年代主持的三个刊物，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使中国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
中国大学排名 赵景深一生的民间文艺活动和著述中，虽然有时为形势所迫也不得不讲了一些“跟风走”的言不由衷的话，但总体上说，他的民间文学观与郑振铎的阐释是大体一致的。姑且不说早期，在1950年出版的《民间文艺概论》这本
复旦大学的讲稿中，关于他的民间文艺观，是这样说的：“民间文艺这一名称，有人以为有‘士大夫’与‘雅’的自高的含义在内，是不好的。其实‘民间’也可以解释做‘在人民中间’，并无轻视之意。说实话，知识分子在现在还是一个阶层，到将来社会主义时期，人人都受到平等的教育，都有知识，也就无所谓特殊的‘民间文艺’了。最近在报纸杂志上，也常有‘民间艺人’这样的名词出现。又有人以为要改称作‘民俗文艺’，他解释这‘俗’字是指风俗，不是‘雅俗’的‘俗’。但我以为这名词太生硬，不通用，并且在意义和用途上，民间文艺已经扩大为通俗文艺，注重这形式来改造人民的思想，已经不是民俗学(folklore)所能范围的了。”[22]
许地山、阿英、冯沅君等其他学者
属于“俗文学派”的学者，还有：戴望舒、谢六逸、许地山、钱杏邨（阿英）、杨荫深、孙楷第、朱自清、冯沅君、王重民、钱南扬、陈志良、傅芸子、傅惜华、杜颖陶、徐嘉瑞、吴晓铃、关德栋、黄芝岗等人。他们有的是在20年代与郑振铎一起或协助他办刊物、著文和编书的朋友，多数是团结在40年代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沪字号”的《俗文学》周刊（以及《通俗文学》周刊）、“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周围并在这些周刊上发表俗文学—民间文学文章的学人，当然他们之所论，主要是以戏曲、俗曲、变文、宝卷等为主体的广义的俗文学，也有不少是狭义的民间文学（诸如故事、歌谣和谚语等）文章。[23] “俗文学派”的学者们，横跨于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两个研究领域之间，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着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发掘研究，不仅学者人数很多，而且个个都是卓有成绩的人物。作为一个流派，“俗文学派”的学者们，有着共同的学术理念，而作为个人，他们又各有其专攻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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