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说的文化精神别论(1)(2)
2014-12-22 02:12
导读：对谬误的承认与妥协源于清醒的自我感觉。是高明的混世方法。这之中有痛苦,也夹杂着一丝畏惧———恶梦醒来后怕失去自由人文化地位的畏惧。毕竟二
对谬误的承认与妥协源于清醒的自我感觉。是高明的混世方法。这之中有痛苦,也夹杂着一丝畏惧———恶梦醒来后怕失去自由人文化地位的畏惧。毕竟二十年的屈辱岁月给人的教识甚深,使作家们极力调整自己的意识观,把自己变成一块鹅卵石,虽圆滑些,毕竟不失之为石。即要以个体命运为载体,反映特定的时代生活,又不表现个体的自主意识。人对命运的变幻屈从了,自主意识弱化了,甚至是丧失了。
三
人们皆知生活是复杂的,却很少明白一个一直做着的道理:生活是一种耗散结构,是在与外界的不断交换中形成的平衡态,从无序到有序。不过它的完成是以平衡支点的位移为基础,即人对命运的特定逻辑的屈从和默认。王蒙认识到了这一点,尽可能地缩小自己,完善自身,随着时势的大道理无情地嘲弄自己,以求得再度成为奔腾江河中的一朵浪花。所以安于现状、宠辱皆忘、达观待世。但这种达观是以无尽的屈从,逃遁、自我解嘲式的幽默为特征,是一种沉沦中的超脱。
从某种意义上说逃遁是心理的厌倦和向后一步的溯本求源,为精神落难者找一个安定家园。所以才有《杂色》中的曹千里对那些充满政治色彩的荒谬批判的承认:“为了以
音乐为途径出人头地,降级考入音专附中……虽无反革命行动,但不排除深入清理阶级队伍中确证其为叛徒的可能性”。荒谬的评断都得到真诚的认可:曹千里非常歉疚,认为自己就是寄生虫,是反动分子。反思之后他顿悟到:“去他的吧音乐!滚他的蛋吧,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于是他开始接受与世无争的哲学以克服自己的向上爬的名利思想。曹千里的平衡点发生了位移!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决定了曹千里形而上学的逃遁和对命运的不合理不公平的默认是必然的,是无可选择的。否定、否定、再否定!沉沦、沉沦、再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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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小说不仅以逃遁,自我挖苦、自我解嘲来求得生活对落难者的谅解,赋予落难者一席安身之地,而且找到了一把解脱的钥匙———幽默。幽默是极好的超脱品,它属于成人的智慧有极强的穿透力,甚至可以作为维护生命的要素。如《买买提处长轶事》中的买买提面对造反派让他交待罪行时说:“我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发动的,并准备发动第三次。”这种可笑的扩大化的认罪态度达到了幽默的极致,无疑是一种扰波,将一场严肃的批判化为一种笑料,形成对无中生有的批判和荒谬论断的“反动”。即便是批判者也无可奈何。表现出落难者们扭曲的达观和运用幽默的魅力:“愿望是如何利用目前的一种场合,按照过去的方式设计将来的图画。”⑦如果说神话是文学的源头之一,是文学构成的
因素,那么文学则是位移神话。不同的是“古代神话充满了动人的真诚,现代神话分明是冷嘲热讽,在荒谬的面具下更多的不是想象而是理智,是对人世的失望、苦闷和悲哀。”⑧王蒙小说深深体验着这一点,以正剧表现人生的悲喜剧,以变形的现代神话阐释了悲剧精神———一种酸涩,沉重的忠恕精神。
说到此我的话该结束了。不过我还想说:一切理解都是相对的,正象人类不可能穷尽真理一样,文学批评也永远不能一劳永逸地找出作家的本意,就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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