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恋爱”：索解十七年小说的一种叙事模式(2)

　　三 深层而多元的权力纠葛

　　《我们夫妇之间》和《在悬崖上》这两个以知识分子改造为宗旨的叙事何以最终却无法自圆其说，甚至走向反面。这在当时严酷的文学环境中的确匪夷所思。其中所包蕴的远不止是压抑/反抗这样互相对立的权力机制，而是触及文化场域中更加复杂多元的权力纠葛。并指向了五四启蒙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关于“现代自我”的身份认同问题。

　　五四启蒙语境中的“现代自我”事实上是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男性个体（却一直以中性的面目出现），而“自由恋爱”则是启蒙叙事用以表达这个“现代自我”的核心能指。如果说，“一个人不能基于他的自身而是自我”，[5]（p50）自我只能产生于一个“他者”体系中；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个“他者体系”实际上是被建立在两性关系域中。这就是为什么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凌厉地批判、否弃传统的“旧家”，认为它是万恶之源，却大都赞成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之上的、以西方模式为样本的“新家”，尤其是西方现代“核心家庭”。“旧家”的中心是“父子”，“新家”的中心则是“夫妇”——两性关系。而以爱情、性别分工、女性的责任、义务等现代资产阶级两性关系伦理为立根基础的西方核心家庭，正是导致易卜生的娜拉出走的“玩偶之家”。但五四启蒙话语修正了这一切。五四的“娜拉”是从父亲的家（旧家）中出走的，而非从丈夫的家（新家）中出走的，而且，“出走”只是在未来丈夫的导引下离开父亲的旧家奔向丈夫的新家。有关导引与被导引、启蒙与被启蒙的爱情叙事已然奠定了五四“自我”的基本话语空间。

　　那也就是说，尽管20 世纪上半叶公共空间风云变幻，但“家”作为男性个人主体认同的最初的场域，事实上一直在保证这一认同在私人空间（两性关系域）的有效性。但这种有效性在1949年之后随着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对私人领域的渗透而受到严重挑战。

　　上述两个文本中工农出身的妻子们无论政治觉悟、社会地位以及在家庭事务中拥有的权力都超过小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她们秉承了意识形态“象征之父”的秩序与法，对丈夫们进行“规训”。《在悬崖上》中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是“大姐加领导”，而《我们夫妇之间》的妻子作为根据地英雄模范，俨然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不仅撼动了千百年来男性“齐家”的理想，也是对启蒙叙事以来两性关系模式的彻底颠覆。当然，女性并没有赎回自身，依仗“象征之父”的权威从丈夫手中追索回的权力份额当然是要悉数归还这位非血缘的“象征之父”。因此，夫妻矛盾冲突事实上是“象征之父”权威与夫权之间的冲突。冲突以夫权让渡威权份额，臣服于“象征之父”的秩序与法而告终。

　　这样的让渡必然带来个体男性身份认同的深度焦虑。这种焦虑势必要进入这两个文本的第一人称男性知识分子叙事人的视角，并转化为隐秘的叙事动力——通过巧妙修辞策略来超越这种焦虑。那就是为妻子们设置了“双重身份”。一方面，她们被描述成深谙主导意识形态法则的“新女性”，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描画成非常标准的贤妻良母。尤其是《在悬崖上》中的妻子的形象，活脱就是儒家传统“女德故事”中的贤妇形象的革命干部版（这种对女性双重身份的设置在当时男性作家笔下相当普遍）。因为只有这样，丈夫们的接受“规训”、回心转意才既不违背主导意识形态的“改造定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象征之父”巨大身影下个体男性的“去势”焦虑。由于社会结构中一直缺少一个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领域来发展个人认同，所有的“公共”领域全是国家意识形态政治生活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的二分法实际上是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划分。因此，家庭具有站在国家对面的基本设制的特殊和有力的地位。”[6]（p251） 家庭事实上成为唯一的具有安全感的个人空间。男性创作主体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认同，暗含着对妇女政治角色的拒绝（这一角色常使女性作为被“招募”的“主体”不自觉地扮演了主导意识形态“规训”男性个体的中介），对受国家意识形态长驱直入蚕食的个人空间的一份无力的抵抗与坚守。当然，这种抵抗与坚守是以抵押女人为代价的。性别权力成为男人最后的涉渡之舟。

　　通过对女性双重角色身份的设置，男性个体悄然分享着原本应当被悉数征用的性别权力份额，身份认同的焦虑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性别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盟也受到了侵蚀，“改造+恋爱”的叙事便完满不再。这是主导意识形态所无法容忍的，两个文本在当年所受到的猛烈的挞伐在今天看来确实是“情理之中”。但权力的复杂勾连还不止这些。

　　在当年针对《我们夫妇之间》的众多批评中，丁玲的批评格外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李克实际上是个很讨厌的知识分子。他最使人讨厌的地方，倒不是他有一些知识分子爱吃点好的、好抽烟，或喜欢听爵士音乐的坏习气，或是其他一般知识分子的缺点。最让人讨厌的是：他高高在上地欣赏他的老婆的优点哪，缺点哪，或者假装出来的什么诚恳地流泪了哪，感动了哪，或者硬着脖子，吊着嗓门向老婆歌颂几句在政治上我是远不如你哪，或者就又象一个高贵的人儿一样，在讽刺完了以后，又俯下头去，吻她的脸拉……李克最使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装出一个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来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7]

　　很明显，相比于其他评论只是指责这篇小说诬蔑工农干部，丁玲的批评始终特别地强调这个工农干部的性别身份。所引这段文字更是明确地从女性的视角（平等意识）对叙事的男性视域进行指控。但她深知这样的指控是无法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因而也是无力的。因此，在概念的能指上进行了一次巧妙的置换，将“老婆”置换成“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一旦将张同志“老婆”的身份完全的隐去，一旦“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成了张同志唯一的身份，批评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女权批评在成功地挪用主导意识形态霸权的同时也被后者成功地遮蔽与终止。

　　也许福柯对权力的独特看法能帮助我们理解上述错综复杂的权力勾连。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像传统权力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是弥散的，存在于社会关系运作之中。权力的形式和社会关系的类型是一致的，每个团体和每个个人既行使权力又服从权力。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复合。参与权力建构的个体，权力也将同时保障其利益。[8](P21、P95)

　　社会的意义是在语言和文化中被表达和建构的。而语言和文化是一种象征系统，它由许许多多象征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构成。在1950-1970年代的文化空间中，文学叙事无疑是生产象征结构的主要场所。“改造+恋爱”叙事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结构，不仅表征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段社会意义生产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之间的权力纠缠，同时还成为一个断裂点，籍此，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当代文化场域更加复杂多元的文化权力意涵。因为性别是表达权力的最基本的途径与场所。

　　参考文献：

　　[1] [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 刘小萌，下乡女知识青年婚姻剖析[A]，刘青峰，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4] [法]罗伊克·华康德，从意识形态到象征性暴力——马克思与布迪厄著作中的文化、阶级与意识[J]，褚思真编译，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第二卷（3）。

　　[5][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南尼特·芬克，东西方女权主义[A]，王昌滨译，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C]，北京：三联书店，1997。

　　[7]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J]，文艺报，第4卷（8）。

　　[8]李银河，福柯与性[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注释：

　　　　① 在中国现代性起源语境中，妇女常常被想象成是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令人头痛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妇女”与“贫弱”常常处于可以互相置换的“同质”地位。“女”常常不是作为与男性相对的另一性别，而是成为表征一种需要转变的落后、衰微、丑陋状态的符码。在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作为一种“他性”的“女性性”是需要被革除和改造的。“厌女”作为一种现代性焦虑的典型表征，一直成为文化本文表述女性这一性别的绝对“前本文”。

　　② 戴锦华在《〈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一文中持相同的观点，参见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① 《风云初记》中的李佩钟的境遇略有些不同。她参加革命后与反动丈夫分道扬镳，虚心接受工农干部高庆山的教育、引导，成长为一名抗日女县长。她一直对高庆山怀有一种特殊的敬爱之情。尽管农民出生、已有家室的高庆山始终无视甚至鄙视这种感情。

　　① 据沈西蒙自己介绍在《霓虹灯下的哨兵》初稿中，陈喜变心原因是上海进步女学生赵霞爱上了他。由于剧本的主题是“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让进步女学生充当腐蚀革命队伍的角色，似不太妥当，于是，在剧本的定稿中，进步的女学生赵霞的角色换成了伪装成进步女学生的女特务、美女蛇曲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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