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态度之我见(1)(2)

　　相对于上述的“个人化”，不知另一种文化人的态度是否也属于“纯个人化”的趋向？亚里士多德力倡“为学问而学问”，将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的哲理，它能使自由哲人通达真理的殿堂；二是实利的生产知能，那是卑下凡人的贱业。中国的董仲舒也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近代有些人主张作理想色彩的文化人，即保持思想的自由，使心志疏离于政治的风俗的时髦之外，视艺术为一目的而非手段,即王国维所谓“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发达者”。此二种态度有重大的区别，但在深层次理解则都是“为学问而学问”，追求“学术的自由”。在我看来，前者有阶级划分的意识，人为地划分等级、贤愚，无视平等；后者则难免疏离现实之虞。（钱钟书说：“学问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江野老屋'中细细商量培养之事）但是，两者都没有研究范围的限制，自然主张文化研究并无国界，应该互相引鉴吸收。

　　（二）西方文化人的态度——趋于“理性”

　　我只想说他们的“汉学研究”。谈起中国文化人对待中国文化（文华）的态度时说要参照西方文化人，有时甚至都是悲哀的，而说要参照西方文化人的汉学研究则更其加重了悲哀的程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序中说，“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2]（P1）利用别人的眼光来加深和提醒自知之明是英明的也是无奈的。说“无奈”是因为自知意识的“旁落”，说“英明”则不仅是指这是对待“无奈”的态度，也同时可为我们的真正文化人在进行文化交流和意识传输过程中提供一个“端口”——超越“自主的局限”去思量自身并进而“知其所想”。如果说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黑格尔的“中国观点”还带有世纪前的片面和自私的话，那末从李约瑟、费正清、白壁德、杜维明、麦克马伦到日本“汉虫”的“汉学研究”则充分闪烁着理性的光泽。在此，不敢罗列其著作了，因为其遍及方方面面和意识内外（包括形而上的）的精微独到只会让我们的有识之士汗颜和惊悚；而且，他们自己的本土化著作也常常是所谓“西化人士”们远征近引的“经典”。可见，他们的汉学研究是在其“本土意识”的指导和引领下进行的，是其汉学的“本土化结晶”。对于文化（引进、研究），这当是理性的、诚恳的和真实不欺的行为态度。

　　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西方文化人的汉学研究没有成为我们的文化人文化研究态度的参照取向，反而成为肤浅“护道”之士津津乐道的、无端盲目自我夸耀的所谓“力证”，则又是我国文化人的悲哀。

　　（三）文化人的“责任化”——我们的文化人应有的态度

　　既然文化人的创造、取舍和态度影响着文化的发展，那么面对当今的文化人和文化的现状，真正的文化人“应有”怎样的态度呢？拙见以为当具下述的几点。

　　1.正是科学的研究精神

　　何谓“科学的”呢？即须具有实证考据的态度；具有剖辩、发扬的气度；具有不断章取义的广度。现代的法制社会不是最注重证据吗，文化的研究也正需要有此种实证的精神。“细细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细求实证”，“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3]“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来[4]，这些正是实证的功用，没有实证，便没有论辩、发扬的气度，便没有客观真实的论见。例如，传统的“利”、“欲”说，就不能只认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便断定孔子反对所有的“利”，为何不看看《论语》上的另一段话呢？《论语》上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5]（P85）可见他并不反对所有的“利”，而是反对个人自营的私利。有了这样的实证，便不致认为孔子将“义、利”决然对立，非此即彼。又如对“欲”说，人们也普遍认为儒家向来主张“绝欲”，却如何无视“去人欲”乃是后来宋儒理学的“发展”，考察了先儒孔子关于“礼”的解说也便不致认定孔子主张“绝欲”了。美国的丹尼尔·贝尔也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所以，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1]（P24）文化的传统岂能无端摒弃。

　　2．是责任意识与“说教”功能

　　文化人的创作与思想建树倘若没有指导现实、净化社会，发扬真、善、美的功用与忧患意识，便也失去了存在的真价值。秘鲁结构主义大师略萨说：“文学是对社会的发言”；马尔库赛说：“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和现实途径，便是以艺术——文化为手段对心理——本能压抑的消除”（见其著《论解放》）。丹尼尔·贝尔认为，“社会上的个人主义精神气质，其好的一面是要维护个人自由的观念，其坏的一面则是要逃避群体社会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为社会应作出的牺牲”。[1]（P308）现在也有学者指出，文学应是强者，允许发泄者的恣睢就是对文明的自戕；文化也应该是对于平庸的超越。社会存在和人为欲求需要文化的发扬传播以及创造承担一定的“说教”功能，以用来指导被庸俗私欲和外来误导侵蚀而渐迷茫、堕落和消沉的人们，而这其实也是文化发展本身的责任。

　　3.应有兼容并蓄的胸襟

　　面对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今社会，而“文化的根本在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也就必然应有积极交流，兼容并蓄的心胸。但面对于此，却不得不有“两个超越”，不得不有如此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懒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6]对待两种文化应先有“平等对待”的气度，做到“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引进、研究的目的俱在“革新”并从而为我所用，鲁迅所谓“不能革新的人种，怕也不能保古的”，[7](P43)“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费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8](P44)不正是引用传统，引用西方的目的吗？

　　然而，此种取舍，也似乎应有个“时间的先后问题”，既不能在完全空白、无知的基础上进行。中国人则应当在起码理解中国人文环境的基础上再来谈引用西方，再来谈批判传统。“面对神秘之际，我们的敬畏之感，往往使我们不能领受到：把剖析与深入视同一体时所能获致的满足”，[9](P1)不要被传统的或西方的任何一种“神秘”而使自己“神魂颠倒了”，目迷五色了。西方文化人研究汉学的态度和路径对我们起码应是个警醒。

三、结语

　　对于当今文化的现状，文化人不得不应有以上三个“约束”，缺一不可。研究的责任、创造的责任，兼容的责任，句句在责任的诉求之中，此种责任不是人为强加的，而应当是追求真善美的积极文化人的“自然行为”与“自觉精神”，舍此，此文化前途或真可堪忧了。

　　最后还要拿鲁迅的一段话来作本文的结尾。鲁迅说：“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想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10](P65)或可作为当今文化人的借鉴和应有。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41、24页）；

[2][美]包壁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之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三之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胡适·孔子·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P84-86)；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C]，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428页）；

[7]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页）；

[8]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4页）；

[9]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序·陈晓林译[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10]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5页）；

另参考散见于《文化研究》[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6-1997（1-12期）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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