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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2)

2015-02-09 01:33  我为什么对游民问题这么感兴趣？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做“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要研究游民问题，实际上不能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与全盘中国历史，学泰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农民、流民与游民的区别。然而因为游民实际上来自农民，而农民历来在中国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触到在完成现代化以前中国社会变化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即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这是中国历史所以脱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乱的大循环的根本原因。虽然学泰力图分清游民不是作为人口的主体的农民，而是完全被社会抛弃的“脱序”农民，然而游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许竟不在圣人贤人以下，因为按照五十年来流行的“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看，作为农民运动的先锋与渠帅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与领导人。他们当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后不是一样要上“圣文神武”的尊号吗？

    学泰对所谓农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如李自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和追求发展的农民。这样他就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这些都是极其精辟的论点。

    学泰还研究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与市民同西方农业社会中城市与市民的差别，认为中国中古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存在着能够维持高消费的政治统治者，是以剥削和牺牲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城里人”与欧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城市的发展必将迅速地拖垮整个的社会，并带来经济的崩溃”。因此，决不能“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将使中国‘缓慢地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都是学泰的重要结论，有助于澄清近年来流行的“中国在明末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糊涂观念。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从游民问题入手将可以大大地拓宽研究的视野。

    学泰在本书中做了许多极有意思，也极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这个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大成至先师孔夫子而上之。这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完全是荒唐无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学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论证。

    十来年前，我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我同他说，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他也很赞同。但是读了学泰的书，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们这个大传统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

    学泰分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认为这两部书是游民的经典，从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以及一部分礼俗而言，两者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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