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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大唐行镖》首先在“恩仇”的视野中展开对身份的想象。主人公彭无望不是传统的英雄人物，没有英俊的侠士风貌，也没有超群的文雅谈吐，更没有傲视武林的不凡身世。相反，彭无望相貌平平，一口市井粗言，甚至连身世也微不足道。他所受之“恩”主要是叔父叔母的养育之恩，还有师傅齐笑云的传艺之恩。而彭无望并没有按照叔父的意思专心武艺，他只是痴迷厨艺，被派往青州酒家学习厨艺。没料到正是因为彭无望的厨艺，才使得师傅把所有武功传授于他。对于“仇”，彭无望面对的是叔父一家的家仇与后来国家危亡的国恨。彭无望在“恩仇”交织之间实现了艰难的身份变换，从随心所欲的“厨艺爱好者”变成一个心怀天下的英雄。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为彭无望带来身份的自我认同，反而加剧了他的身份焦虑。
这种焦虑源于对江湖文化最终难以进入的尴尬，源于血性男儿对江湖既认同又惶惑的心态。彭无望最初是在心怀期待中走进江湖的恩怨纷争的，他想以全新的姿态从容地融入江湖的生活与文化，他对江湖行为方式及价值观的认同，反映在他希望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和“以前自己沉迷于雕虫小技”⑤的生活彻底决裂。然而，任意江湖的豪气带来的却是叔父一家几近灭门的惨剧，虽然后来彭无望力杀仇家，却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踌躇满志。
小说的另一主人公锦绣公主更是受身份的焦虑之苦，具有明显的身份分裂特征。身处突厥公主的尊位，心系突厥的未来，锦绣把民族振兴的重任扛在自己的肩上。但是这副重担逐渐压垮了这个纤弱的肩膀，并使得锦绣在不间断地生一种怪病：身心交瘁之后常常变成“小公主”。“小公主”不谙世事，好像一个顽皮的小孩童，也只有这时锦绣才能卸掉一切负担，自由自在地生活。即使是在清醒之后，锦绣也慢慢怀疑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到底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在与彭无望相爱之后，锦绣处于国家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之中。她和彭无望同落悬崖后，以为与世隔绝，这才相互定下三生之盟，自由相爱。对彭无望和锦绣公主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找到心爱的意中人，更重要的是确认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这样的文化身份在重新进入江湖之后就荡然无存了，当他们走出悬崖后就成为一去不返的记忆。锦绣分裂为“大公主”和“小公主”是身份分裂的隐喻，意味着她深陷文化认同的矛盾与困境之中：一方面，与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联系使得她对中原文化认同充满惶惑与不安；另一方面，对中原文化的一往情深又使得她在回归本民族文化时感到陌生与不安。对于具有突厥民族血统和文化背景、又深深浸淫于中原文化的锦绣而言，试图从过去抽身而出，却又难弃历史；置身现实，又因无法摆脱的历史纽带而无法真正融入其中，这就是锦绣公主文化认同的困境。
与彭无望和锦绣公主相比，天山剑神和青凤堂主更是将这种认同的矛盾心理发挥到了极致，甚至不得不用死亡来解决身份的焦虑。天、青二人彻底绝弃异域文化，分别是中原、突厥的文化代言人，并不惜为此牺牲自己宝贵的爱情。天山剑神几十年来苦苦思念青凤堂主，写了无数书信给情人，却被人扣留，象征的是无法跨越的文化壁垒；青凤堂主尝遍天下毒药来麻痹自己，在生与死之间的缝隙幻想、确认身份，减轻自己对恋人的思念之苦，象征的是个人在文化隔膜面前的无奈。可悲的是，两种文化都不能容纳这种爱情，相互不能容忍他们的身份。经过无数磨难之后，他们的身份焦虑最终只能用死亡来解决，而这也只能算是消极的逃避。
侠女红思雪从立志做男子式的豪杰到痴情的女子转变，也是身份认同的结果。红思雪年纪轻轻就接管了第一大帮的帮主之位，但是身边的帮众子弟和朋友事事不忘她是女子之身，令她十分不快。彭无望第一次见到她是完全把她当做男儿，令她开心异常。这时的红思雪只是把自己当做闯荡江湖的一个男儿，期望得到江湖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身份想象在爱上彭无望之后慢慢转变为相反的心理诉求，彭无望唤起了她对女人身份的渴望。当彭无望说她“今天晚上看你，特别像个女人”时，红思雪“心中一甜”⑥，这不单单是爱情，更重要的是可以信赖的身份认同。虽然红思雪没有完全被彭无望接受，没有确定的身份认同，但是却给了她对于身份的无限想象，而这足以让她超越原来她所皈依的江湖。
从上述对小说的文本解读可以发现，寻找文化身份是众多江湖人物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彭无望对江湖文化的积极认同，还是锦绣公主对本民族文化的执著坚守，都殊途同归地呈现了江湖人士所处的文化认同危机，隐现了个体在多种文化冲突面前的困惑。
“后武侠小说”构建的文化空间满足了读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身份想象。换言之，这样的作品表达了青年亚文化对现实的隔膜和反抗，尽管这种反抗只是虚幻的奢望。
其一，“后武侠小说”的文化认同隐喻着当代的文化语境。在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一个拥有辉煌而悠久文明传统的儒家大国，历来具有深厚的自信力，得到上自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的文化认同。相同的道理，江湖文化也具有严格的文化认同机制和相对保守的文化思维。但是，随着多民族文化交流与碰撞，传统文化的自足性与封闭性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一元的文化身份开始被打破，多元重构的文化身份逐渐取代单一的身份确认。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以其强大的技术优势、经济实力和极具亲和力的表现形式，深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特别吸引青年一代。青年文化无法拒绝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却也无法依靠其解决自身的文化身份。当代语境下，消费文化破坏人对于现实的认同，而传统文化无力弥补这种破坏。消费文化制造了大量的虚假需要，让人在虚假需要的满足中疲于奔命，分不清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个体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饥饿的缺失状态，于是，“饱吃一顿是拯救之路——消费吧，你就会感到美妙无比！”⑦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化、自私化威胁到主体身份的同一性。当消费文化中的时尚成为主体追求的唯一目标时，文化工业制造的时尚就成了主体身份的源泉。时装、汽车、影视等成了主体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主张的内在 大学排名
“心性”、“修为”等变成了优雅的装饰品，而不是终极的追求。而变化迅速的消费时尚不断分裂着主体的文化认同，因此，当代人的文化认同是破碎的，是不断变化的。如何整合这种破碎的文化认同，还需要以现代理性为指导的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后武侠小说”中的身份建构，隐喻着个体文化焦虑的命运。对消费文化的极端追求可以制造一个虚幻的身份系统，这一系统由不断变化的商品和符号组成，可以弱化甚至取代传统的社会认同与阶级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只是文化消费中的一种推销策略，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身份。这种身份的分离是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危机，传统的价值观遭遇前所未有的摧毁和破坏，出现了价值取向的真空。而消费文化投其所好，给予主体丰富、无限变化、新鲜刺激的“符号系统”，为主体预设了一个感官享受和虚假想象的文化身份。小说中，江湖人士必然面对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必须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青凤堂主、锦绣公主为了征服中原文化，首先学习和接纳了中原文化。她们爱上中原的武林英雄，象征的是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她们原来企图超越中原文化的初衷逐渐转变为对异域文化的崇敬和对中原天堂的向往，主体在动机与效果、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之间都发生了错位，一切变得似是而非，主体的身份变得模糊而不确定，文化身份危机随之产生。
金寻者等作家的“后武侠小说”对文化身份进行了探索，隐现了当代作家面临文化冲突时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对文化身份的想象性建构，都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存在总体性经验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小说无疑会成为身份焦虑的深刻隐喻。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注释：
①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当代文坛》2006年第5期，第8页。
②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В琇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4.p.234.
③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④Paul Gilory:“Di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Ed.Kathryn Woodward,Sage Publications and Open
University,1997.p.301.
⑤⑥金寻者：《大唐行镖·镖行天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第318页。
⑦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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