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1)(2)

    这里我们涉及到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不同语境中形成的文学概念、术语、范畴和原理是否可以进行比较、借鉴和移植？显而易见的是，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有着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性，简单等同和随意互换都是十分荒谬的，如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神思”等同于西方文学语境中的“想象”，将“附会”等同于“结构”，将“兴会”等同于“灵感”，又如用西方近代关于文学的观念来衡量和批评中国古代的文学等。这种脱离历史语境的随意比附是简单粗暴和十分有害的，它不仅肢解了范畴和术语中的丰富内涵，而且也剥离了其间积淀的浓厚的历史、人文色彩。特别是中国古代的范畴，如境界、风骨、神思等都是历史、动态地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义不尽相同，作为整体范畴，其间含义丰富复杂、深邃精微，富于暗示性和包孕性，无法与西方某些相关的术语进行简单互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产生于不同语境中的文学理论之间不能比较和借鉴，坚持独特性和寻求沟通和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不相矛盾。人们之所以将这些术语并置是因为它们之间除了彼此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外，也存在着某些可以比较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如“神思”与“想象”都涉及到有关艺术创造思维的某些特质，“附会”和“结构”都涉及到关于文学材料的组织和安排的问题等，而比较中的求同和存异、区分和建构，则是文学理论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比较和跨文化的理论探索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虽然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文化领域“地球村”的出现，但“全球化”无疑为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域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则能消解封闭型的理论结论，极大地拓展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实现不同语境中文学理论的冲突、碰撞、对话和交流。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则是不同语境中的诗学如何进行比较、借鉴和移植？这显然是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比较的方法不是以己释己，自说自话，也不是照搬照抄，全盘西化，单向度研究方式是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单一思维的结果。比较的本质是开放式的双向对话、交流和沟通，即立足于本土诗学，在外向性思维延展中寻求能够进行自我观照的“参照系”，用一种“他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并在吸收、借鉴和融汇他人文学创作实践成果和文学理论精华中发展和扩大自己，从而促进本土文学发展和新的诗学的建构。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论走向现代化并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在此基础之上，比较诗学还力图在对不同文化体系和不同语境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总结中，通过对话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共同遭遇的问题，寻求更为普遍的关于文学问题的阐释，以建立世界性的诗学体系和理论，这种涵盖和超越一切特殊性话语的普遍性话语当然是一种趋向于理想的追求。文学理论的移植涉及到理论的原生语境与移植者的接受语境是否具有共通性的问题，否则，机械地移植将意味着夭折。如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经鲁迅等人译介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曾经风靡一时，主要原因是他的“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心理学诗学观念和“出了象牙之塔”的社会文明批评方式，契合了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当下情境和文学精神，于是，这种生发于日本民族的文学理论获得了超越自身文化体系的更为普遍的阐释力。

    　　四、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立场

    纯粹的历史还原是不可能的。西方现代阐释学认为客观主义的阐释观念尽管听起来十分动人，但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被阐释的对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作者也有着一定的主观的和历史的限定。客观阐释的前提是，阐释者必须完全摆脱自己时代的限制，放弃自己的所有主观性，设身处地地回到作者说话的语境中去。而事实却是，阐释者与作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时空距离，阐释者也不是一块透明质，他不可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纯粹客观地解释对象，因此，让作者的心灵在阐释者的心灵中完全复活是很难做到的。历史距离和个体距离都难以克服，尽管我们可以尽量地返回到那个原初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作者的生活时代，更无法彻底了解作者的心灵和还原文本的意义。客观主义的阐释学和历史主义者将陷入到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巨大的困惑之中：理解对象必定具有历史和个体的局限性，理解者同样也无法逃脱这种限定的命运。理解总是具有某种历史性和主观性，这是理解本身固有的规定性，而且是永远无法消除的。正如迦达默尔所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注：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图宾根1975年版，第175页。）人所存在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决定了理解的被制约性，理解有着它无法摆脱的“先行结构”（包括“先有”、“先见”和“先行结构”），这是理解的前提，因此，一定程度的“误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其次，纯粹的历史还原也是没有意义的。历史还原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以促进新的理论建构。历史还原必须立足于阐释者的理论立场，也就是说，阐释者总是要站在他自身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他所处的环境立场去看待一切和理解一切。理论研究者还必须具有先在的理论假设，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还原中分析、比较、区分、鉴别，确定特定理论资源对于特定主体理论研究的价值。因此，理解不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行为，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它本身包含着创造性的因素，一定程度的“误读”不仅是难以克服的，甚至也被认为是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积极行为。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是当代批评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精华，结合当前的文学创作实践对于文学问题的所作的思考或所下的论断，它仍然具有当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发展性等特点，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真理和放之四海之准则。至于当代文学理论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理论资源运用的有效性，对各种理论吸收改造和融会贯通的程度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当代文学理论还应当直面当前文学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积极拓展研究领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对作家、作品、鉴赏等环节进行研究之外，还应该将文学市场化和文学泛化现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化、文学社会效应的重估等问题纳入到研究视野，使理论和实践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建设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学理论新体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理论研究中都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但纯粹的历史主义与纯粹的本质主义具有同等的荒谬性。为了追求普遍性话语而牺牲理论资源的特殊性和丰富性，或为了还原理论的具体性和生动性而放弃任何形态的价值判断，这都是研究的误区。我们首先要回归历史，充分占有历史资源，这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我们更需要超越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历史资源的主人。无论如何，这都需要我们的理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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