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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同样以咖啡店为题材，但内容迥然不同的作品，是张若谷的短篇小说〈俄国复兴馆〉；小说的内容以店里四名顾客的谈话为骨干。48在张若谷笔下，打扮摩登的钟小姐在三名「不良青年」簇拥下，吹嘘着她在巴黎的经验，特别是她与咖啡文化的连系。十分明显的是，在座的男士都没有到过法国，他们欲求的，正是钟小姐和她所象征的巴黎生活。后来，他们看到一对男女诗人悄悄地走上咖啡店二楼幽密的「隔离房间」(原文为法文Chambre Spar)，间接地暗示了他们将在那儿发生性行为。然而房间早已被人占用，诗人只好尴尬地离开。故事以四人兴高采烈、洋洋得意地离开咖啡店作结，彷佛咖啡店里的对话已经实现了他们的性欲望。尽管张若谷笔下的咖啡店的意识形态涵意充满着中产阶级的琐碎与矫饰，似乎与田汉的左翼咖啡店是对立的，但是两篇小说皆同样以女性作为故事中心，由她们讲述及经验周遭男性的集体焦虑与欲望。咖啡店是一个围绕着女性而组织起来的男性空间，女性的他者性使男顾客的集体认同得以实现。透过强调女性的象征角色，让我们看到这两篇作品间接地揭示了咖啡店唯智主义所缺乏的，正是对性别意识结构敏锐的醒觉，因为它没有察觉同性社群关系与对异性的欲望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咖啡文化中展现那种男性稳固的共同关系，正是通过他们对女性的崇拜和贬抑而建立起来的。49
在其它许多文学作品里，都可找到咖啡店与女性的联系。张若谷在另一篇短文〈现代艺术的都会性〉中清楚地指出：「你若是坐在咖啡馆里，定可遇着那十七八岁的处女，在红灯绿酒之下，细细的对你追述她已往的Romance……」50寂寞的女性总是待在咖啡店里，等着男读者╱客人的慰藉。当中，温梓川的诗作〈咖啡店的侍女〉，可说是直接了当的纪录了当代男性对咖啡店女侍想象：
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频送着你青春的烦愁，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你谨慎捧着那玉壶琼浆用着你圆滑的纤手；
呀，仅仅一杯淡淡的红色咖啡，
我已尝得是泪海酸波酿成的苦酒﹗
咖啡中无端摄入你的倩影，
我也无端地把牠灌入了我的回肠，
啊﹗醉人的苦酒，闷人的苦酒呀﹗
我消沉已久的心情竟给你涌起了小小的波浪51
这首诗作要表达的，是咖啡如何通过女侍转化为酒。当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当时不少男士到上海的咖啡店都志不在咖啡，他们要喝的是酒；故此，醒酒的咖啡和醉人的酒这两种意识形态理应相反的饮料，却在同一地方彼此界定，体现了当时互相矛盾的浪漫主义的以及革命的情感。此外，女侍使这种意识形态╱物质的合并得以实现；在温梓川诗作里，诗人空洞的愁思，是被他理想中的女侍的眼波、纤手及倩影递上的咖啡抹走的。值得留意的是诗作中非常明确的性别对立：诗中男性的「我」狂热地透过观看及感受女性的「你」，企图重拾失去了的感觉。因此，宣扬觉醒的现代文明的不是咖啡，而是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咖啡店透过男性社交所达成的；当中酝酿着欲望的能量，也容许了窥视。个别女性作家也察觉到当中的性意涵，庐隐便在〈咖啡店〉这篇短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在东京咖啡店里的卖淫活动。52 我认为庐隐的批评除针对日本的情况外，也包括当时的中国。她指出：「呵！原来东方的女儿都有招徕主顾的神通！」53 。作者凝视外国文化，但同时也对中国相似的情况作出思考与批评。
虽然餐厅及咖啡店里也有男侍，54但在其它许多作品中，特别是在「咖啡座」这个专栏中出现的文章里，咖啡店里的女侍总是作者笔下的性征。鲁迅对咖啡店排拒系统的描述无疑是敏锐的，但他的批评却主要建基于他对消闲和愉悦的否定，他因为「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55 我们知道革命理想是十分清教的，一切享乐都会被视为反革命。资本主义所哺育的现代新文化鼓励消费活动，故此，有关消闲和愉悦的概念应与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秩序同被批评。56
在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咖啡店的第一批常客，是媚惑外国水手的妓女。咖啡初传入中国时，正值西方帝国主义将要迫近的关口。正如陈丹燕所指出，中国的咖啡店，最初是特别为十九世纪中期那些刚离开货船，满怀乡愁的水手而设的；当时的咖啡店大都是由外国人经营。57 薛理勇指出，中国最早记载咖啡的历史文献可追溯至1887年的《申江百咏》，其中一段竹枝词描写了西方餐馆在客人用过主菜之后，向他们奉上咖啡。58 到了1909年，咖啡店开始被视为聚会的地点，在上海的旅游指南中出现；59而第一班咖啡店的常客，据说是妓女与买办，他们吸引了尝试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60咖啡的女侍取代了妓女，成为了二十世纪咖啡店的性征；她们在象征异性情欲的同时，起着坚实同性社群互动的作用。在咖啡店内，就如在其它地方和再现里，中国的知识分子现代性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性别化了的。61
就如我所指出，咖啡店隐含的女性特征界定了它显见的男性特征。田汉话剧中的咖啡店中，男顾客俱为女侍白秋英所吸引，观众要通过白秋英的苦难才可以理解他们的生命挫折。因此女侍是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c) 的，她同时是知识分子的本我 (id) 与超我 (superego)。白秋英向她后来的结拜兄弟林泽奇承认：「假令我看见我的兄弟和哪个咖啡店里那样地喝酒，那咖啡店的侍女坐在旁边含着笑靥一杯一杯地替他劝酒，我不知道会怎样的恨她。于今我在你的姊妹的眼中，就是这个可恨的咖啡侍女了！」62 换言之，她既是批评者又是被批评的，男性知识分子便在当中，被动却同时又舒服地上演自己的无能。因此，咖啡店既是性欲的活跃场地，也是形而上的，女侍在那儿诱惑男性在咖啡和酒上消费，同时又扮演「他者」(other) 的角色，以实现他们的自我批评和自恋。鲁迅无视咖啡店的异性情欲，又身体力行的参与当中的同性社交，遂将他的咖啡店净化为实行革命的正当场地。换句话说，咖啡店的男性特征，容许了这个地方同时拥抱消费主义和革命这两个看来相反的话语——它们正是构成中国的知识分子现代性的两个主要成份。
事实上，1990年代的咖啡店仍然被力必多 (libido) 所包围，有研究指出，在时下的年青人眼中，咖啡不只是饮品，他们将之概念化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在咖啡店里，他们能够公开展示身为现代公民初养成的品味与文化。63当然，他们也在这个符号上投放了性的能量，就如王唯铭这样形容1990年代上海咖啡店的常客：「他们决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的口感而来，他们心不在焉在喝咖啡的同时，那全部的精神都集中于所捕猎、所发泄的对象上。」64 当代上海咖啡店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看」与「被看」的地方：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都被这些露天咖啡座的浪漫情景所吸引，那里的爱侣总像有意地给途人表演。65 流行小说和文章充斥着中国女性在咖啡店里——特别是与外国人一起的时候——卖弄风情的描写。咖啡店再一次被认为是一个公众剧场，让中国青年展示他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更是特别让中国女性的性生活得以展示的场所，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九十年代及二、三十年代两个时期的中国咖啡店之中，在前者出现的女性能动性 (female agency) 是远超于后者的。很多新生代女性作家，都特别喜欢将酒吧和咖啡店用作展现新中国女性主体性及情欲的空间。66 在这种意义下，即使相隔七、八十年，二、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咖啡店之间仍有着令人惊异的延续性，它们同是力必多活跃的场域，只是性驱力 (sexual drive) 已由全然受男性主导，变成慢慢在两性之间扩散。
但是，在女性开始在咖啡店出没的同时，时下的咖啡文化似乎少了革新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不难发现，在二、三十年代大部份上海的咖啡店都有相对特殊的个性，它们与店主的国籍、店铺的位置及顾客有很大相关连。有趣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之交，咖啡店亦是上海初晋身为国际性城市身份的主要象征；不过这次出现的并不是二、三十年代各有特色的小咖啡店或餐馆，而是慢慢地征服整个都市空间，统一的星巴克 (Starbucks) 标记。67在这种星巴克的新文化里，我们未能看到太多的唯智主义，不过它却是新一代优皮 (yuppies) 的展览地。有别于七、八十年前的情况，许多当代知识分子都批判这种和消费主义及全球化相连结的咖啡文化。68 今天全球化的星巴克轻易便把那些抗拒同构型和霸权的年轻知识分子分隔在外；与之相反的是，由于二、三十年代的小咖啡店让顾客感到自己能够作出选择，固执的左翼人士如鲁迅仍可以透过选择低调的公啡去对抗法租界的高级餐厅，尽情地参与咖啡文化。有趣的是，在今天的星巴克我们找不到二、三十年代那种较为分散和多样化，交织着进步的革命精神的咖啡文化，但在性别的层面上，民国时期的咖啡文化却远较现时的咖啡文化更具等级性。
在这种意义下，二十世纪初的咖啡店可能比同是民国上海流行的消遣场所的舞厅更富象征性。当时舞厅都因利乘便地兼作淫窟，许多舞女同时也是妓女。69 舞厅是颓废和放纵的温床，为进步知识分子所嫌恶；而带着西方现代文明文化史的咖啡店，却是知识启蒙和社会进步的地方。咖啡店不同于舞厅，但又类近舞厅：它既谴责愉悦，同时又歌颂愉悦。咖啡店宣扬的是一种唯智主义，愉悦是被允许的，因为愉悦受到代表了现代西方文化精髓形式的秩序和礼节所规限。因此，不同政治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皆感到，泡在咖啡店比身处舞厅更为自在。
现代性的匮乏
在文章的开首，我曾提及我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咖啡店里咖啡的「交换价值」：咖啡店如何作为一个场域，公开展示饮用咖啡就是摩登生活的象征，同时也尝试揭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模仿殖民主的同时，又对他们作出反抗。一如我所提出的，在二十世纪初，界定中国咖啡店的主要成份都是那些与现代化和西化相关的，当中包含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参与：年轻中产阶级对模仿的欧洲文化的倾倒，及左翼知识分子严肃的革命实践。尽管他们看来政见不同，浪漫的现代主义者与左翼革命份子皆借着女性这个他者联系在一起，令两者的关系既冲突又和谐。
米歇尔．德．塞尔托 (Michel de Certeau) 在讨论空间和指涉实践的关系时，点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信的」 (the believable) ，它是一个永远无法实践的承诺：
「可信的」话语通过永不实践它的承诺来夺取了它原本的信仰中心。它不是被动的表达，反而是主动的创造了一种空白。它创造了空间，循此途径开出了空地，它「容许」某些活动在系统内个别限定的地区出现。70
塞尔托并没有谴责「可信的」中那虚假的性质，他反而发现它是解放的，因为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这样的空白往往转化为迷信或过剩的情感，对极权主义话语的秩序和功能主义作出挑战。塞尔托以「家」为例，说明「家」一方面承诺理想化的关系和情感，但人们却又从不能在「家」找到这样的归宿。但正是对这个幻想的持久追求，「家」遂变成是「可居住的」(habitable)，个人的经验与情感通过自身的不断失落而开发，才不会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话语之下，它仍然可以「为一种记忆或一个故事所开启，被某些东西或某人而继承」。71
若将塞尔托的说法套入是次研究，在左翼知识分子追求革命，而现代主义者渴求自由的情况下，我们或可将「现代性」解读为构成中国咖啡店话语的最重要的「可信的」承诺，但它也揭示了它的匮乏：虽然现代性是咖啡店对顾客的承诺，但这个承诺将永远都无法实践，而女侍则象征了徒劳的追寻。这种持继的寻觅 (现代性和女性) 界定了咖啡店是「可居住」的，这亦解释了为甚么都市的男性总爱泡咖啡店。正如张若谷的〈俄国复兴馆〉里所显示的，当四个主角得意洋洋地离开咖啡店，彷佛刚享受过美妙的高潮的时候，那两个真正希望欢好的诗人，却被拒绝进入「隔离房间」。咖啡店既应允又拒绝性的满足，它以同一种方式应允和拒绝他们对现代性的梦想。在咖啡店中寻求革命、差别、甚至性满足可能都只是妄想，尽管如此，这些都是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根据塞尔托的说法，它们避免了对现代性划一的理解。
知识分子在咖啡店中过剩的「力必多」表现了民国时期的现代性并不只有革命及消费等大话语，也有难以表述的种种亲身实践。现代性不仅是一组由西方引入的意念和意识形态，它亦是一组不同个体之间具体但可能互相矛盾的集体经验。二十世纪初建立的咖啡新文化让我们理解到中国的现代性中，除了包含了军事入侵或哲学反省外，也有新的文化概念及愉悦，以及不同程度的欲望、压抑、以及虚张；这正好反映出现代性作为一个多重的具体经验。咖啡店在提供及不能提供革命与欢娱中实践了现代性的空间，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这个梦想的不懈追求，使咖啡店成了他们的家；而追寻和梦想始终都是个人和主观的。
但是，塞尔托倾向把「可信的」浪漫化，把梦想变成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可能，但这个想法很可能忽略了构成梦想本身的权力结构。塞尔托发现过剩的情感会对后设论述作出反抗，但他没有提出这些「剩余物」(residues)也可能源自其它霸权架构。如果咖啡店那些活跃但被压抑的「力必多」揭示了现代话语的伪装性，「力必多」本身也是权力的结果。在前文提及的文学作品中，女性是咖啡店里最明显的客体，她承载着男性聚集在咖啡店里的所有因由。但她的意义却是不稳定的，这点可在田汉的〈咖啡店的一夜〉清楚看到：孤苦的女侍只身跑到上海去寻找一个新的家庭，希望她的初恋情人会跟她结婚，给她一个新的家。透过否定女侍的爱，故事意图对女性的顺从和浪漫作出批评。不过，话剧以白秋英宣布她与年轻知识分子林泽奇结拜为兄妹作结——这是以另一种手法去实现浪漫和家庭，尽管是高度压抑的。咖啡店所蕴酿的性欲是不会被允许得到满足的，而咖啡店依然是中国半殖民的现代性证明和失败的场域。开放的结局差不多是无可避免的，因为田汉根本难以对现代性作出强烈质疑，而空洞的角色也不能带出一个明朗的将来。女性悬而未决的位置揭示了在充斥着焦虑的咖啡店不曾完成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性并不是解放，却是现代性的征候。
如果我们进一步质疑塞尔托「可居住的」的意念，就会发现在个人的实践及对现代性的渴求中，并不能抹煞中国现代性中殖民历史的轨迹。个人的追求和情感持续与他人的互相影响，使它们成为公众的经验，同时它们亦受到当下社会环境的影响。正如我在前文指出，对于很多非洲人和加勒比海人来说，咖啡在物质上示意了殖民主义剥削，因为对他们来说，咖啡并不只是一棵需要花费许多劳力去培植的植物，更是直接代表了他们家庭和国家的经济情况。虽然对中国的城市人来说，咖啡不曾成为一种个人与国家殖民经济的直接实践，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咖啡却有另一种意义：通过愉悦与文化，殖民客体既模仿复对抗殖民宗主。虽然我们可以确定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由帝国资本主义所强加的，但正因为文化常常都是由意识形态打造而来，却又能够摆脱意识形态，因此对现代性的研究必须包括最分散及最松散的文化经验。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注释：
1. 本文译自Laikwan Pang, “The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Caf Culture in Republican Shanghai”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 no. 1 (March 2006): 24-42. 作者十分感激该学术期刊两位匿名评审大量见解独到的评语，同时亦十分感激我的两位研究助理郭咏诗及王琼。当然，我对文中所有的错误或不当分析负上全部责任。
2. 郁达夫：〈革命广告〉，《语丝》，第4卷第33期(1928.8.13)：44-45。
3. 鲁迅：〈革店的咖啡店〉，《语丝》，第4卷第33期（1928.8.13）。收入鲁迅《三闲集》，并《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16-119。
4. 现存的公啡是根据已被拆卸的公啡重建的。根据当地历史学家王凤青的研究，原本的公啡位于北四川路1093号，现址为上海时装商厦；见吴晓青：〈三年自制档案纪录历史建筑〉，2004，http://www.why.com.cn/eastday/node19599/node37028/node37029/userobjectlai590689.html。但是，根据在1927年及1931年出版的《上海商业名录》，公啡咖啡店的地址是北四川路998号，位处北四川路与多伦路的交界；参海音：〈现代文人与老上海的咖啡店〉，《纵横》，第11卷：57-60。窦乐安路就是现时的多伦路；据名录显示，该咖啡店以销售糖果为主。有说公啡的店东为犹太人，但亦有说是挪威人。公啡似乎与鲁迅在发表于1928年的那篇杂文中猛烈抨击的上海咖啡位于同一区域，因为两家咖啡店均设在二楼。但是，我无法找到两店之间的任何联系。
5. 吴黎平：〈同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坚决斗争的潘汉年〉，《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1983）124-126；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146-47；赵铭：〈左翼戏剧家联盟是怎样组成的〉，载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51。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6. 我没有找到任何解释这家咖啡店名字由来的文献，「公」似乎指向孙逸仙的共和主义，「公啡」显然是该咖啡店登在官方名录上的名称 (参考脚注4)，该店的外藉店东可能是受了当时共和主义氛围的影响而取名；不过，当然这或许不过是店东投机之举。
7. 姚德怀：〈语文散记〉，《语文建设通讯》，第71期(2002)： 68。
8. 陈子善及倪文尖：〈酒吧∕咖啡馆与上海与我〉，载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76；陈明远《人˙仁˙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18。
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1), 72.
10. 该篇文章于1927年11月4日刊出，题目是〈咖啡〉；参〈咖啡店〉编辑：〈开幕词〉，《申报》，1928年8月6日。
11. 陈子善：〈上海的咖啡香〉，《新民晚报》，2004年9月19日。
12. 青亭，〈咖啡店的一席话〉，《申报》，1928年9月6日；参于1928年8月11日刊登之广告。
13. 许道明与冯金牛：《深夜漫步：林征音散文集》，(上海：汉语大词曲出版社，1995)。
14. 黄震耀，〈我们底上海〉，《中报》，1928年12月30日。
15. 我是在不同的文献里找到这些咖啡店的名字的，大部分资料都是来自回忆录及文学文献；此处所录的店名和地址未必完全准确，而这份名单亦未能涵盖1920至1930年代上海的咖啡店。事实上，有些咖啡店在不同的资料中以不同的名字出现，文中录下的都是我认为可信性较高的店名。资料来源包括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上海人民出被社，1996）；陈子善〈上海的咖啡香〉；董乐山，〈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载陈子善编：《夜上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228-229；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许道明与冯金牛 《深夜漫步：林征音散文集》；许道明与冯金牛：《马国亮集：生活之味精》，(上海：汉语大词曲出版社，1995)；张若谷：战争、饮食、男女，(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93)。个别在《申报》〈咖啡座〉专栏内发表的文章也含相关资料。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16. 海音，59。
17. 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89。
18. 鲲西：〈咖啡馆的一角〉，《新民晚报》，2004年9月19日。
19. 黄震耀，〈霞飞路上的咖啡店〉，《申报》，1929年1月6日。
20. 鲁迅：〈革店的咖啡店〉，116。
21.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41–48.
22. 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in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ed. Mark Poste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8–118.
23. 有别于葡萄树，欧洲的土壤并不适合咖啡树生长；为了满足欧洲市场迅速增长的需求，咖啡于温暖的新殖民地区被广泛种植，但这个耕作决定却带来了劳动剥削，以及对环境造成影响。以巴西为例，当地的经济极依赖咖啡出口，为了生产咖啡，树林被快速采伐，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
24. 更多有关咖啡的历史，可参考Bennett Alan Weinberg and Bonnie K. Bealer, The World of Caffeine: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ug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1), 及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s: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7–20.
25. David T. Courtwright, 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rden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6. 参考Sherman Cochran, “Transnational Origins of Advertising,” in 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ed. Sherman Cochran(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37–58.虽然烟草公司 BAT的烟草来自内地，但与其说中国是它们的种植场地，说成是市场似乎更为贴切。
27. 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 Sociability among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91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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