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模式与多元化、个性化的学术要求(1)(2)

文学史写作应由教科书模式的集体操作转化为个人操作。教科书模式的要害不在于写作行为的集体化，而在于文学史观的集体化，从而使文学史文本失去个性化。当历史研究以政治性为唯一的思维和尺度进入评价者的判断时，结论往往是既定的，而批评的同一性于是发生。就批评的主体来说，对任何文学事件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理解都应该是非一元化的。特别是对其当代意义的理解上，更应该有多样性，这便是文学史文本写作主体的个性化原则。人们在参与若干文学史文本的集体写作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被要求注意结论的稳妥性，观点与众多参与者的一致性。而所谓稳妥其实就是对评价对象的共识，观点的一致就是消除思想的个性。在所谓“稳妥性”的原则下，思想常常被要求磨去棱角而适应“定论”。一部教材就这样被磨来磨去，最终成了众多而千篇一律的教材中的一种而已。如此说来，中国只需要一部文学史就足够了。这是教科书时代文学史观的典型特征。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史、学术史的评价，而是关于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的评价。这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评价的政治属性，提供了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且我认为一切历史也都应该是个人史。每个人不一定都有参与历史过程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有评价历史的权利。在这种个人权利的保障下，个人化的历史文本才能发生。在文学史写作的认识上，必须由教科书时代而向后教科书时代转化。后教科书时代的特征就是文学史评价尺度的多元化与个性化，确立文学史哲学认知下的现代文学史价值观，从而最终构成对文学史本身的丰富。

历史是由事实和思想构成的统一体，它包括外部事件和内部思想两个部分。这相对于后来的评价者来说，历史就是史实和史观的结合。但是，评价者的评价不是史实的简单说明书，他的评价可以从发现一个外部的事件开始，但绝不能停留在那里，必须把握事件背后的思想过程，并用自己的思想去评价，而评价的方式就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重现并印证它。在这个意义上，评价者的思想才是有独特价值的。历史的思维就是批判性的思维，它表现在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两方面的评价中。

历史价值的批评可以是一种事实的评价。在一种固定化的时间里，对于一种既定的历史存在，其价值与意义都早已显示出来，因此，一元化的理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因为评价对象本身就产生在一个需要同一性也具有同一性的思想环境之中。文学史哲学是这样完成的:文学史事实以及形成事实的思想环境——评价者对历史事实和思想真实的当下理解——文学史文本。事实判断的过程，需要的是公正和客观，真实性是其最基本的原则。对事实背后的思想认定是判断的进一步深化，与事实一同构成了历史的证据。在第二个过程中，写作者要遵循的是历史哲学的个别性要求，建构具有独特个性的评价尺度。一个事实并不只有一种理解，因为在史实判断过程中，历史即使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发现过程，但也不是只有一种发现。更何况历史不只是发现过程，还是分析和评价过程。历史往往是这样，在若干个陈述的思想与事实中，存在着并不真实的陈述。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往往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事件的真相和真实的思想隐藏起来，从而在公开场合上做了“伪证”。所以，第二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历史总是后人写的。文学史写作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不仅是一种追求的原则，也是一种可能的事实。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这一概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不同于传统社会，教育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充分发展。思想永远应该是鲜活的，其活力便来自于社会思想的多样性。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只有存在悖论和异质，才更有生命力。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个性化、多样性的理解其实是对文学史学构成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更何况思想是每个当代人的基本权利。历史，不是既定的权力话语体系。21世纪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宽容的思想本质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多元化是由丰富的个性化构成的。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最尖端的经济理论在政治权威的支持下，已发生了本质性的、体系性的变化，而中国的文艺思想体系包括文学史观不过是一种同位横移，时间在这里似乎是毫无意义。不认同传统文学史观已成为私下里一种相当普遍的个人认识，只是尚未具备实现这一认识的思想环境。如果我们要真正维护教科书主流思想体系的权威性，就必须让它不断经受学术化和个性化的检验。

迄今为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的差异大都是在史实资料上出入。我以为，文学史写作突破的主要关键已不在于史料的再发掘，因为资料的发掘，已经接近极限状态，而将那些细小的发现纳入文学史文本中只能离历史的真实更远。百余种文学史文本大同小异的事实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结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文本的写作有着一种共同的约束——不容怀疑的一元化的文学史观念。因此，最应该改变的是文学史观亦即历史观。半个世纪以来，既定的正统文学史文本已经成为一种思想和政治的原则。对于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波峰浪谷的总结、对当下和未来文学态势的把握，又必然与对这一原则的评价、认识相关。因为无论肯定和否定，文学史的写作都不能通过对这一原则的漠视和回避来完成。

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绝不能成为一部思想经典的注疏历史。儒家“述而不作”的注疏传统实质上并不是一种学术价值观，而是一种僵化的思想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绝不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思想路线、一种学术精神，这应当体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写作的实践之中。

注释

①白月桥:《课程变革概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312页。

②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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