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引进:从“拿来”到“创构”(1)(2)

鉴于上述分析，在新的世纪当我们再来思考西方文论的引进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学会从过往的历史中汲取足够的思想智慧，坚持一种更为全面、辩证的观点与策略。一方面，要肯定“拿来主义”在今天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文学理论是一个民族的文艺实践和审美生活的理论总结，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智慧的精神写照，拿来他人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人、理解他人，从而有助于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同时，越是多多地拿来他人的理论，就越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认识，从而有利于我们形成全球化的学术视野和开放包容的文化胸怀，并本着互补、互识的原则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时代世界性文化景观的共建中来。另一方面，应自觉地转换引进西方文学理论的重心，从简单地拿来、现成地取用转向拿来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融通，转向本土化理论的创造性建构。从根本上说，引进他人的理论不仅仅是为了从外位性的视角了解他人、理解他人，以便于能够与他人交流与对话，同时更是为了获得理论的借鉴，在消化、汲取他人理论营养丰富自身的基础上最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本土化的理论，唯其如此，我们才有与他人交流与对话的主体资格，有输出理论、影响他人的资本。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在中西文明交汇竞争的时代，文化上的创造应该“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尔后国家才能强大，文化才能昌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别立新宗”的本土化创构，就永远只能跟着他人说、顺着他人说，而跟着说、顺着说实乃西方话语的复制，并不构成真正的交流与对话。

西方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可以说，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引进之初，这种本土化的努力即已开始了。王国维用席勒和康德的美学与美育理论发掘孔子的美育思想，用西方现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切入传统意境理论的研究，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小说的思想理路而倡导小说界革命，如此等等，足为证明。但是，由于前边所已指出的流弊使然，这种本土化的努力收效并不显著。现在重申西方文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首先应对本土化本身有一个新的不同既往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定位。在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刚刚发生之时，本土化往往是与传统、守旧、落后的民族性相关联的，因此追求新潮与进步的文学理论家自然就不屑多顾甚至不愿提及，而只愿在一味拿来中享受新潮涌动对本土旧传统的冲击之乐。然而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不仅造成了世界一体化的新格局，也由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维护各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求而加剧了世界的分化和本土化，因而当今的全球化，已非以往那种单纯的西方化，它一方面意味着现代性工程的世界性展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对世界事务包括文化共建的更多参与，也就是说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中心的建立，相反却意味着中心之缺失，意味着联合与分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参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共建与互动，民族性的守持，本土化的理论创构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条件。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这是时代对一个当代学人的要求。

自然，西方文论的本土化不是仅有一个认识的自觉即可大功告成的事业，而必须落实于具体的理论创造活动之中。从理论创造的具体途径上来看，我认为如下三点应加以特别的强调:一是西方文论的引进应与中国文论传统（包括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进行有效的融通。引进的理论要通过与中国文论的对话激活已有的传统，并由传统对新引进的理论加以吸纳从而扩展传统。这也就是说，引进的理论要能融入传统的母体，为我所用。二是西方文论的引进应该与中国艺术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进行有效的对接。文艺理论只有与艺术文化实践形成互动才有价值。一种引进来的理论不能有效地呼应本土艺术文化实践的现实需求，也就难以转化为被本土所用的东西，从而也就难以拥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文论引进与建设的问题意识。学术是由问题构成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创造要始终聚焦于本土化的审美文化问题，从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境遇出发，勇于探索与叩问具有全球性关联的本土性问题，并且要从自身所要解决的问题着眼审视西方文化和文论，做好选择、转化与融通的工作。缺乏问题意识的理论研究是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而缺乏问题意识的理论引进也往往是盲目的，难以真正为我所用，从而难以在本土生根开花，结出芬芳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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