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首页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历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医学论文管理论文艺术论文 |
[1]John Lagerwey, “Taoist Ritual Space and Dynastic Legitimacy”, Cahiers d’Extreme-Asie 8, 1995, pp.87-94.
[2] Victor Xiong(熊存瑞), "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 T'oung Pao 82, 1996, pp.258-316.又参松浦千春《玄宗朝偺崙壠嵳釰偲墹权のシンポリズム》,《古代文化》49卷1期,1997年,47-58页。
[3]参看福永光司《封禅说偺宍惉——晻慣偺嵳釰偲神仙思想》,《东方宗教》6、7,1954、1955,28-57、45-63页,后收入氏著《道教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87年,207-264页。串谷美智子《封禅偵傒傜傟傞偙偮偺惈奿——廆嫵惈偲政治性》,《史窗》14(1959),59-68页。詹鄞鑫《巡守与封禅——论封禅的性质及其起源》,《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29-33页。丁光勋《简论秦汉时期的封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84-89页。关于汉武帝封禅的最新成果,参看Mark Edward Lewis, “The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In Joseph P. Mcdermott(ed.),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0-80,此文对于秦汉封禅与文化整合的论述颇多新意,值得重视。
[4]Howard J.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Chapter 9: “The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70-194.
[5] 《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刘道合传》,中华书局,1975年,5127页。
[6] 载《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434页。又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076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07-08页。
[7] 《册府元龟》卷三六《帝王部·封禅》二,中华书局,1960年, 394页。
[8]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90页。
[9] 《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三,888页。
[10]T. H. Bar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 London: Wellsweep, 1996, p.31.
[11] Edouard Chavannes, “Le Jet des Dragons,” Me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3 (1919), p.91. 按,叶昌炽亦以此刻为唐代投龙最古者:“隋以前未闻,唐干封间,仰天洞王知慎投龙纪为最古”。见叶昌炽着、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363页。
[12] 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一一,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12月第二版,14502页。按,此石刻在萧儒林《泰安金石志》(干隆年间重修《泰安县志》卷十三)中有着录,题为“奉敕投龙璧题名”,有简单跋文,内自变量语与《山左金石志》所录略异,惜无较全录文可资对照,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7月初版,582-583页。另,嘉庆二年(1797)二月黄易曾于岱顶“稍东石壁拓得干封元年设醮题名”,应即此刻。见氏着《岱岩访古日记》,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8册,86页。必须提到的是,北大图书馆藏有一通缪荃孙艺风堂旧藏的拓本,编号为:艺20238,惜漫灭过甚,可补《山左金石志》者极为有限,参看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四,题为“仰天洞题刻四段”,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6册,19585页。此外着录该题刻者,尚有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三,同上书,19882页;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卷十之一,《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8册,21120页;及法伟堂《山左访碑录》卷三,《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12册,9071页。惜均无录文可资参考。
[13] 《历代名画记》卷九《唐朝》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173页。
[14] 按,龙朔二年改官府名称,有少监之称者,唯少府少监改称的“内府少监”及将作少匠改称的“缮工少监”。
[15] 例如:景龙二年(708)八月举行的一次投龙仪式上,就有干封县令张怀贞的参与。见《金石萃编》卷五三,《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册,891页。因为封禅大礼,泰山所在的原博城县更名为干封县,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995页。
[16] 徐坚《初学记》卷五《泰山第三》,中华书局,1962年,94-95页。
[17] 《册府元龟》卷三六《帝王部·封禅》二, 393页。
[18] 《全唐文》卷一二,中华书局,1983年,149页。
[19] 基础性的研究,仍以沙畹 “Le Jet des Dragons”为佳。较近的成果,参看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第三章第三节《投龙简仪》,巴蜀书社,1999年,第189-199页。目前已发现一些唐以来的“投龙简”,如1982年在嵩山发现的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中岳投龙金简,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93页,又参吕树芝《武则天金简》,《历史教学》1983年第3期,63-64页,在封底并附有该简的大幅照片。又如清道光年间出土的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南岳投龙告文》,见《道家金石略》,122页。关于唐代道教投龙的最新研究,见周西波《敦煌写卷P. 2354与唐代道教投龙活动》,载台湾《敦煌学》第22辑,1999年12月,第91-109页。此外,还可参看神冢淑子《道教仪礼偲龙——榋挬·搨戙偺搳龙简をめぐて——》,《日中文化研究》3,1992年,惜未获寓目。
[20] 《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载《卢照邻集笺注》卷七,祝尚书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415-416页。撰文年代据《卢照邻集编年笺注》卷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454-455页;又参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213页。此碑今又收入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13-20页,惜录文未参考《卢照邻集》的各家笺注本,错误颇多。
[21] 关于卢照邻与道教的关系,参看兴膳宏《初唐的诗人与宗教——从卢照邻来考察》,原刊吉川忠夫编《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年,此据曹虹等中译本,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5年,329-368页。关于黎元兴其人,又参卢国龙《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286-287页。
[22] 此据《太平广记》卷二九八《李播》条,中华书局,1981年,2371页。方诗铭辑本见《冥报记 广异记》中华书局,1992年,45-46页。关于《广异记》中所反映的唐代民间信仰问题,参看Glen Dudbridge(杜德桥),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 《太平广记》卷三六《李清》条,232页,出自《集异记》。
[24]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1541页。
[25]参看前引福永光司《封禅说偺宍惉——晻慣偺嵳釰偲神仙思想》。
[26] 《正统道臧》第41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33119页。
[27] 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载《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25-548页;又参同氏《入山与出塞》,载《文物》2000年第2期,第87-95页。据李零先生介绍,1931年山东泰安蒿里山曾出土唐玄宗、宋真宗禅地玉册,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前者15枚(分为三版),每简长29.2-29.8、宽3、厚1厘米,刻字填金一行书,为白色大理石(汉白玉)。后者16枚,每简长29.5-29.8、宽2、厚0.7-0.75厘米,刻字填金一行书,为白色闪玉。两者都是唐宋时期的一尺简(唐一尺约合30.3厘米,北宋一尺约合31.6厘米。”不过,唐高宗干封元年的封禅玉册的形制似与玄宗之制略有不同,原物今虽尚未发现,但据《旧唐书·礼仪志》三,干封玉简的形制为“每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然则并非一尺简。有趣的是,这与道经所载之投龙简的形制却非常接近。据南朝宋·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所载投龙之仪:“凡简长一尺二寸、阔二寸四分、厚三分。”二者相较,长、厚完全相同,宽则有一半之差。
[28] 关于汉宋之间国家祭祀礼仪中玉器的使用,参看詹德隆《汉魏至唐宋时期的玉礼器初探》,载《文博》1997年第4期,33-42、50页;《续》,《文博》1997年第5期,38-49页。
[29]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3052-3055页。
[30]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中华书局,1973年,1093页。
[31] 邵茗生《记明前拓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文物》1962年11期,17-28页。后来邵氏又得见蒯氏旧藏明前拓半截本(现存南京博物院),经过对比,将某些原推补之字落实,见氏着《明前拓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补记》,载《文物》1965年第6期,46-47页,今据以改定。《书法》杂志也曾于1988年第2期影印刊布了陈叔通藏明拓,38-57页,跋文见王壮弘《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及明初拓本》,58页。又可参看王卡、尹岚宁《唐以前嵩山道教的发展及其遗迹——中岳嵩高灵庙之碑》,《中国道教》1989年第1期,19-23页,他们重作录文,并由此探讨了唐以前嵩山地区的道教情况,但似未见邵氏后文。按,此碑载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6册,4178-4185页。又见《道家金石略》,8-11页。然以上二书似皆未曾得见善拓,故录文一依原石,余字无多。
[32] 《大代华岳庙碑》原石久佚,宋欧阳棐《集古录目》卷三有着录,跋曰:“不着撰人名氏,后魏镇西将军略阳公侍郎刘元明书,太延中改立新庙,以道士奉祠,春祈秋报,有大事则告。碑以太延五年(439)五月立。”此为缪荃孙校辑本,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17959页。按赵明诚《金石录》也着录此碑,见《金石录校证》卷二,第321条,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31页,跋尾见同书卷二一,386页。据邵茗生氏云:此碑“仅福山王氏藏有孤本,后归刘铁云,有正书局曾影印行世。”惜未得见。
[33] 《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621页。按,据《册府元龟》卷一四三《帝王部·弭灾》一记:“(开皇)十四年正月,以岁旱祀泰山,以谢愆咎,大赦天下。”1745页。然则这次祭祀泰山是以祈雨为目的的。
[34]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39页。
[35] 《隋书》卷七《礼仪志》七,140页。具体时间据同书卷三《炀帝纪》上,71页。关于大业十年炀帝“过祀华岳,筑场于庙侧”一事,柳存仁先生曾疑其为摩尼教、火祆教相混之一民间崇拜的行事,见《唐代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和风堂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21-522页。不过,结合上下文及隋文帝、炀帝祭祀泰山、恒山的方式,则似仍以理解为道教仪式为宜。
[36] 洼德忠《道教史》,萧坤华译,上海艺文出版社,1987年,164-165页。
[37]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90页。
[38] 同上注,99页。
[39]T. H. Bar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 pp.29-30. 另外,王象之记天授年间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一事时,引《生祠记》云:“武氏革唐为周,公至邑,塑高宗圣像修真观,朔望朝拜。”高宗像被塑于道观之中加以朝拜,似也反映出他与道教的密切关系,见《舆地纪胜》卷三○江州“官吏”条,中华书局,1992年,1326页。
[40] 《金石萃编》卷五三,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册,888-889页。关于《岱岳观碑》,历代金石著作中着录颇多,例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阮元《山左金石志》、洪颐煊《平津读碑记》、陆耀谲《金石续编》等。比较详细的讨论,见沙畹《投龙》,1919年。
[41] 例如葛剑雄《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读书》1995年第11期;汤其领《涤耻封禅与北宋道教的兴盛》,《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
共2页: 2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