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综述(1)(2)
2015-09-25 01:44
导读：“私学”是学术界争论得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胡平生《考证》和《札记（二）》等文认为，《简报》J22．2695、J22-2617等简中的“私学”乃“私学生”或称
“私学”是学术界争论得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胡平生《考证》和《札记（二）》等文认为，《简报》J22．2695、J22-2617等简中的“私学”乃“私学生”或称“私学弟子”。“举私学”之“举”意为“举荐”，其目的是举荐“私学”人仕，与没人逃亡者毫无关系。王素《新探》和《辨误（二）》等文认为，“私学”并非指“私学生”或称“私学弟子”。“举私学”之“举”意为“没人”。“私学”和“私学弟子”均由逃亡户口产生，“私学”是非国家“正户”之一种。地方豪强没人逃亡户口为“私学”，需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地方政府对于没人逃亡户口为“私学”，需要根据制度严加审查。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简帛研究》二○○一）则认为，“举私学”并非举荐“私学”人仕，而是“举”某人为“私学”。释“举”为“没人”，文意扦格，难以信从。用“私学”称呼一类人，始见于吴简，其起源当与学业传授分不开。成为“私学”是有条件的，其一就是被“举”者身非“正户”，而属“遗脱”。当时，举荐“私学”是官府假手举主，招徕、控制流民和逃亡户口的一种手段。“私学”与举主的关系应是官府所承认的带有依附倾向的私人关系。
吴简中有很多“关邸”简。“关邸阁”连称，未见诸文献。关于“关邸阁”，目前讨论的焦点是其性质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新收获》认为“关邸阁显然兼具征收、储藏、转运等多种功能”，而将其视为与仓、库功能类似的机构，但对其主管没有任何职衔表示不解。刘聪《吴简中所见“关邸阁”试解》（《历史研究》2001年4期）认为，临湘附近应有一“关”，下设邸阁，其职责与仓的事务直接相关。邸阁依关而设，故称“关邸阁”。但“关邸阁”并不位于关上，而是设于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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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简所见之“调”是否为“户调”的问题，高敏《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新收获》所引吴简“不见一枚简牍中有‘户调’二字”，其中的“调”“几乎无一例外属于动词，是调发、征调、调运之意，而不是固定名词的‘户调’之‘凋”’。而且，据吴简所见，吴国“明确地实行了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那么作为取代口钱、算赋制度的户调制就不可能实行，因为二者是同一种税”。故此，孙吴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而无户调之制的实行。王素《吴简所见“调”应是“户调”》（《历史研究》2001年第 4期）则认为，吴承汉制，汉代户调与口钱、算赋长期并行，则吴国二者并行亦并不矛盾。户调为按户征收实物，口钱、算赋为按人征收现金，不能根据后来户调取代口钱、算赋而简单地将二者视为同一种税。至于二者合并为同一种税，则更需要较长过程。故此，吴简所见之“调”为“户调”，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简报》J22-2543等二简（另一简无编号）所反映的户籍制度，徐世虹《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所见刑事制裁记录》（《简帛研究》二○○一）论述了简中所见的刑事制裁记录和可解作“肉刑”的新刑种，指出刑事制裁记录已成为当时户籍登录的要件之一。侯旭东《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认为，这两份文书揭示了孙吴政权对“吏”及其家人的严格控制，有助于我们认识孙吴时期“吏”生活的具体细节，把握汉末以降户口分割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方北辰《孙吴“旱丘男子”木简文献价值补说》以文献》1997年第4期）和陈先枢《长沙走马楼吴简的文献价值》（《求索》1999年第2期）等文论述了走马楼简牍所蕴含的文献价值。孟彦弘《释“还民”》（《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对《新收获》以吴简“还民限米”为“归还民之限米”的理解持不同意见，认为“还民”系指归附之民，即过去一度脱籍者。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则从书法角度论述了走马楼简牍的价值。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此外，有关走马楼简牍的研究文章还有罗新《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韩树峰《吴简中的口算钱》、汪小烜《吴简所见“肿足”解》（三文均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等文。
综上所述，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目前业已取得可喜的阶段性成果。但由于现已公布的资料只占整个走马楼简牍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远不足以窥其全豹，简牍中的许多问题尚无法探讨，正在研究的一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深人。我们相信，随着资料的陆续公布，走马楼简牍研究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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