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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救药的误读——读《留东外史》(1)(2)

2015-10-14 01:22    《留东外史》产生于中日关系最恶劣、中国人的精神最昏黑、最绝望的时期——这是我们解读这部小说务必记住的一点。作者在东京旅馆的“阴霾一室”起草这部小说时，是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1914年的岁末，而小说第一部以“不肖生”的笔名由民权出版公司初版发行时，是1916年5月。这正是日本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提出具有颠覆性的“二十一条”、企图吞并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同样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最黑暗、社会最混乱、道德最堕落、“厚黑学”最猖獗的时期。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自从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一直到1917年‘五四’运动以前，短短七年时间里，一切内忧外患都集中表现出来，比起过去七十年忧患的总和，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这样写到：“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2〕《留东外史》以非常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时代，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立此存照”。

    就像作者以“不肖生”自命的那样，小说一上来就坦称“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将道德姿态尽量放底，既给自己的堕落铺好了台阶，又顺理成章地迎合了时风。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作者的“留学”经验。包天笑在为向恺然（即不肖生）作的传中这样写道：“据说向君为留学而到日本，但并未进学校，却日事浪游，因此于日本伎寮下宿颇为娴熟，而日语亦工。留学之所得，仅写成这洋洋数十万言的《留东外史》而已。”〔3〕这段话可以与小说开宗明义的自我陈述互相印证：“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归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写什么呢？作者将留日的中国人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实心留学的，第二种经商的，第三种是既不留学也不经商，专门吃喝嫖赌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大大小小亡命客。作者称前两种人与自己“无笔墨缘”，因为他们“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而后两种人却有“种种风流趣话”和层出不穷的“丑事”供自己揭发：“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着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如此的写作动机与兴趣，决定了《留东外史》的格调。包天笑说这部小说，“所写都是吾国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其中所述，有影射某人某事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4〕民国文化史杂家郑逸梅也认为小说中的描写“十有九实”，可以证明这部小说有很强的纪实性成分。可惜的是，由于玩世的心态和低级陈腐的趣味，这种“影射”并不能给人多少艺术上的真实感。

    《留东外史》问世后，引起新文学界的猛烈抨击，鲁迅将这部小说斥为“嫖界指南”；周作人认为它“不诚实”，不是“艺术”作品。〔5〕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留东外史》在世俗社会中引起巨大的轰动。小说一百六十章，分六集，附批语，历时十年出版。这个事实本身也在说明问题：一部现炒现卖的东瀛异域小说能够如此长久地畅销，显示着大众期待的满足程度，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小市民琐屑的欲望与市场机制，左右着不肖生的如椽之笔；中国民众对“小日本”的奇异想象和激愤之情，通过《留东外史》得到了表达和宣泄，或者说，《留东外史》写出了中国民众希望看到的日本。

    《留东外史》问世后，不仅在世俗社会，同样在文学界产生影响，甚至连刚出炉的新文学家、“创造社”的张资平，对不肖生的“写实”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将此书当作箧中宝，时时观摹。〔6〕此后的滕固、崔万秋、刘呐欧、叶灵凤等人的作品，都有与《留东外史》一脉相承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留法学子陈登恪竟然模仿《留东外史》，写了一部《留西外史》，显然是小巫见大巫。而老舍写《二马》时，则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弄成《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7〕，这从反面证明了《留东外史》的影响力。半个世纪后，随着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留日狂潮再度兴起，格调类似的《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东京有个绿太阳》（蒋濮）相继出现，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历史似乎又开始了新一圈的轮回。看来，只要中日两国的关系不能真正的正常化，这种非良性的文化互动大概永远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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