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化产业的中国论说(1)(3)
2015-10-22 01:15
导读：三 在中国文化产业崛起之后，有关它的种种议论基本上也在政治与美学两个向度展开，并同样可以归结为肯定与否定两种态度。以否定为例，刘润为就从
三
在中国文化产业崛起之后，有关它的种种议论基本上也在政治与美学两个向度展开，并同样可以归结为肯定与否定两种态度。以否定为例，刘润为就从六个方面论证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其“基本内容是推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拜金主义和文化上的享乐主义。”[9]滕守尧也从六个方面论证大众文化反审美的本质[10]。至于肯定的方面，论者们也没有选择审美视角。比如陶东风就认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世俗化，“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必然凸显出大众对于生活幸福本身的强烈追求，凸显出文化活动消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商品化与消费化的趋势以及相应的文化消遣娱乐功能的强化，文化成为对人的世俗欲望的肯定。”“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它至少在今日仍然是进步的历史潮流。”[11]这就是说，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在其承担的具有政治性的批判功能和解放意义。
既然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产业都与审美无关，那么从美学上讨论文化产业就是标准误置。从文化史上看，以审美为艺术的标准和目的，是文艺复兴，特别是18世纪以后的现代性的设计。在经典现代性的计划中，艺术被置于与日常生活、科学认知、道德实践等具有不同目的的审美领域，并因此获得独立价值。但以价值领域的区分为前提的文艺独立性早已受到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在当代话语中，审美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探索的对象，不如说是观察历史的一种特殊看法，表面上独立的文艺实际上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当文艺被置于审美自律的王国而以“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自居，并与“粗俗的”大众文化相对立时，它就不但与特定的社会分工，也与具体的权势集团相联系。爱德蒙德·高斯坦承：“从高涨的民主情绪，我早就预见到了一种危机，这就是文学品味和文学经典这些传统已被公众成功地改变了……如果文学由公民投票表决……就会把我们置于无法恢复的混乱境地之中。”[12]既然文化等级的建立基于“我们”与“公众”的区分，拒绝文化产业的审美性因此也就可以间接地理解为公众对少数“我们”的造反，包含着文化民主的意愿。基本上，当代西方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已经放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美学批判，而取英国文化研究的思路，即是以其政治上的积极功能而不是以审美上的卓越为文化产业合理性的主要依据。
中国大学排名 但中国就是中国。就政治维度而言，与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一样，马克思主义长期是中国文化理论的基本来源，文化的政治功能长期受到过度的强化。如果说中国文化仍处于前产业化时代，那么以产业化来摆脱意识形态的规约，确实具有解放性的意义。但是，第一，即使从文化民主、政治民主的角度肯定性地讨论文化产业，其政治化的论式也不大会得到认同，在中国文化还需要摆脱政治的强势干扰和束缚的背景下，中国学者恐怕很难接受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费斯克一再强调的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重心既不在美学方面，也不在人文方面，而在政治。进而言之，产业化可以破除僵化的政治教条，但文化产业的功能一定就是支持民主自由的吗？假如它具有解放的政治功能，那么它同时也可能滋长为另一种政治，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主要构建者，孤立的个人根本无法抵抗呼啸而来的文化工业产品，它同样在威胁着个人自由。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产业虽经常被赞同于“大众文化”，但其主体并不真的就是“大众”。麦克唐纳就指出：“大众文化是从上面强加的。它是商人们雇佣的艺人制作的，它的受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限于在购买和不购买之间进行选择。”[13]虽然远远不能说中国文化目前已经有此危险，但认真的讨论毕竟不能等到事到临头再来检讨。不能因为中国文化目前还没有进入技术化、工具化就拒绝对它的批评。何况，类似于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所揭露的种种电视“丑行”在中国也已相当普遍。
正是文化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社会活动领域的分化程度很低，文化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还非常弱，文艺的审美性质长期未得到充分认可，以至于在文化还未走出政治藩篱之时，不以审美为特性的文化产业只能受到批评。并不赞同阿多诺见解的吉安德隆1986年指出：“阿多诺在他1941年出版《论流行音乐》时所作的卓越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在该论文出版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流行音乐的歌曲结构和音乐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这些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按32音节AABA格式创作的。几乎所有的作曲都没有偏离简化的和弦范式或‘六月—月光—柔情"的韵律格式。”[14]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标准化”的指责已不再有效，但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的产品似乎还难以免除阿多诺的批评，以至于提高文化产品的审美品味和人文境界一再成为公众的呼声。可以断言，在较长的时间内，对文化产业的审美批评都将有效。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这将使我们陷入困境：政治标准和审美观念既是我们比较熟悉，也是我们遭遇文化产业时唯一有准备的论说方式，从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展开来看，它们极易导致对文化产业的否定。而正在破除巨大阻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中国却又特别缺乏支持文化产业的理由，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政治与美学之外讨论文化产业。重要的不是抛弃政治标准和审美观念，而是使它们成为我们文化产业批评而不是拒绝文化产业的理据，这就必须确立一个能够包容它们又不为它们所拘束的更为开阔的文化论说。它至少应包含三个层次：第一，重新开发
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在西方已充分发挥了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文化霸权理论之外，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视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产业理论。在这方面，青年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概念似乎提供了一个把文化产业的理论基础从政治转向历史的基础。[15]第二，在顺应文化产业强劲发展的势头的同时充分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潜力，警惕文化产业的“异化”，形成文化产业时代的文化批评。第三，创造性地承接并转化传统中国通俗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和市民文化）资源，在商品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中保持文化创造和消费的真实的人间情味和具体的大众性格。无疑的，这一艰巨的使命只能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充分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完成。
注释：
[1]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 理论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16页。
[2]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 论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页。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3] 参见本文作者《现代性与文化工业》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494页。
[4] 霍克海默：《艺术与大众文化》，《霍克 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第216页。
[5] 托尼·本内特：《大众文化与“转向葛 兰西”》，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 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66页。
[6] 参见本文作者：《西方美学初步》（广 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章。
[7] 威廉斯：《文化分析》，《文化研究读 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125～126页。
[8] 引自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的历史 理论与方法》，罗钢、刘象愚编，《文化 研究读本·前言》（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8页。
[9] 刘润为：《文化工业论》，北京，《文艺 报》，1997年9月2日。
[10]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著《艺术化 生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409～420页。
[11]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载《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北 京，三联书店，1997年）。
[12]引自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 化理论导引》（北京，三联书店，1997 ）第39页。
[13]引自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 化理论导引》（北京，三联书店，1997 年）第15一16页。
[14]吉安德隆：《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 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同 上，第216～217页。
[15]参见本文作者：《从马克思出发：政治与政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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