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1)(4)
2015-10-23 02:07
导读：对此，学界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和声音。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民俗学在新时期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考古学、民族学的挑战面前，还存在着若干重大不足
对此，学界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和声音。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民俗学在新时期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考古学、民族学的挑战面前，还存在着若干重大不足。宋兆麟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向何处去？》文章说：近几十年来，我国有两个学科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民俗学提出了挑战。一是考古学的重大发展。整个中国上古史将因这些重大发展而重写。它对民俗学的冲击不仅是资料问题，还有传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少传统的观点需要修正。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某些神话学观点就需重新加以审视。但不少民俗学研究者对考古新进展知之甚少，或敬而远之，未能充分加以利用。二是民族学资料的新发现。近年来不少民族学者深入民族地区调查，填补了过去的许多空白，加上理论上的活跃，出版了大量
调查报告、学术专著和论文。民族学里有许多民俗资料，尤其是早期阶段的民俗资料。面对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挑战，民俗学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不足，即：第一要开展交叉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第二要扩大民俗学研究领域，调整民俗学研究方法，扩大研究范围，提倡开展立体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第三要重视田野调查工作，比较起考古学界来，民俗学界的田野工作显然开展不够。田野工作关系到抢救民俗文化、培养新一代学者，深入研究民俗文化的大问题，必须把田野工作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每一个民俗学者都应该有自己难忘的田野工作经历；第四要加强应用民俗研究。
另一种意见指出，中国民俗学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上海民俗学者仲富兰在其《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表述了这一看法。他认为，中国民俗学，一，理论准备不足，当时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们不可能像西方民俗学家们那样从容不迫地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工作。二，发端于文学而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这是中国民俗学难以在学术界形成它独立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建国后，中国民俗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冷落，同时又受苏联民俗学体系的影响，长期徘徊不前。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知识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在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面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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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近20年来，我国民俗学的学科原理建设，特别是对一些民族和一些地区的民俗事象的调查与搜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我国的民俗学实际上仍然是在沿着两条相互有别、又相互交叉的轨道在发展。一条是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有学者称之为文本式的），一条是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的调查与研究（有学者称之为民族志式的）。 这个格局或传统，如上所说，是上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现在还在延续着，而这种格局的形成，也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前者是指以文化部所属的艺术研究院和中国文联所属的专业协会组织实施的十套民间文艺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中国
音乐家协会组织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民间舞蹈集成》；
戏剧研究所组织的《中国
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曲艺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曲艺志》。这十套大书，是20世纪组织出版的最具规模的民间文化工程。据最新报道，至1999年5月统计，已出版的达142卷（预计全部300卷将于2004年出齐）。 这些集成的材料，来自地方文化干部和专家在统一的指导思想规范下进行的田野调查，是20世纪一百年中实施并完成的一项宏大工程，实属难能可贵。后者是指民俗研究者的田野调查。与前者相比之下，虽然有很大进展，出现了如张振犁主持的中原神话的田野调查、姜彬主持的吴越文化与江南信仰民俗的大型研究课题，但仍显得既缺乏全面规划，也多少缺乏理论意义上的新发现。作为题外话，在民俗调查方面，不能忽略的是台湾
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的王秋桂教授自1989年起历时十载围绕着实施“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课题在我国大陆地区所作的以傩戏仪式的田野调查，其调查报告分别出版了80册，也堪称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的最宏伟的田野调查工程之一。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未能脱尽以民间文艺研究为主要构成的学科格局问题，其成败得失，当然还可以讨论。近读报刊文章，对近20年来刚刚兴起便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的批评中，有一种意见，就是对抛弃中国以神话和其他民间文艺研究为起点的文化研究格局的倾向，而迎奉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和体系的批评。这种学术讨论，是否也可以作为民俗学界的一个参照呢？
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
尽管我国民俗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可观的成就，但笔者要指出的是，民俗学家们虽然在近20年中在极力争取学科应有的地位，但现在的学科处境却十分令人堪忧。何忧之有？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1）下与民众的当代生活形态缺乏必要的血肉联系，不关心和不回答民众生活、特别是精神文化所提出的迫切问题；（2）上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相邻学科缺乏学术上的交流与互动，甚至缺乏与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或干脆就缺乏与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的学科意识，长期以来以“自说自话”为满足，既不能提出令其他学科关注的观点和理论，又不能提出足以激发学术研发活力的问题。
改革开放，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生活的富足，也在每日每时地摧毁着以农耕文明为土壤的传统的民间文化。而从总体上说来，这种民间文化（即民俗文化）正是我们民族独特性的表征和我们民族文化的根。现在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城镇化的加速，城市与乡村界限的逐渐缩小，人口流动的迅速增长，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使原本以口耳相传和习得方式传承的民俗文化逐渐式微、甚至归于泯灭。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趋势是历史的必然，人类追求文明和富足的要求不可阻挡，传统的习得文化及其影响在缩小和式微（尽管不可能完全消灭）也是历史必然，这给民俗学家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该做些什么？在此种形势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开始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名录”，提出了包括中国的昆曲在内的19项亟待立项保护的项目类别，得到了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中国政府也开始把保护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正在制定和出台条例、法规和拟订认证制度。有关部门和研究团体也开始制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计划。我们民俗学家们该做些什么？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物欲横流，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和长期革命时代形成的理想和信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失去效力之后，民众处于茫然不知所措之中），如何在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吸收和继承其优良的部分、扬弃其丑恶的和过时的部分，重建适合时代需要的道德规范，就不仅是摆在政府面前、也是摆在民俗学家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历史任务。我们该做些什么？所惜的是，我们的民俗学家们在时代的召唤面前却显得无所作为。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不久前，笔者在一篇题为《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里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活跃的新儒家学派说：是“和合”。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的精髓，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实际情况是这样么？儒家学说和儒学的思想体系，的确生存和延续了千余年之久，儒家学说所以有如此的生命力，除了本身有某些闪光可取的东西（如教育）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汉代以降它得到了历代统治集团的呵护与扶持。但儒家的思想体系并没有为亿万下层民众、特别是没有被众多的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它充其量只是上层人士和部分民众中的精神信仰而已。无庸讳言的是，在文化领域里，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上层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大有再抬头之势），与以下层民众为主要传承和信奉对象的下层文化，处于既互相对抗又互相整合的状态之中。当下中国的民俗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这样一个两种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的境遇之中，因此，对此，采取视而不见、避而不答的策略是无益于学科发展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应是最大多数民众的文化精神。那么，什么是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或曰民俗文化精神）呢？这个问题需要做出回答，至少是应该进行探讨。但，可惜的是，民俗学家们目前还没有人对之进行研究，更没有作出回答。极而言之，“和合”不是、也不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新儒家学派的答案是不能接受的。试问，当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难道应当对他们说“和合”吗？中国人不是基督徒，不应该也绝不会当敌人打自己的左脸时，主动把自己的右脸送上去，对敌人讲“和合”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得到全民族认同的精神财富。先辈们从来教导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民族。“自强不息”，至少包括在艰难困苦中坚韧不跋、百折不挠，甚至如凤凰涅槃那样死而再生，指我们的民族能够克服和度过任何艰难困苦，永远充满信心和希望，民族延续、国运长久。“生生不息”，意指我们的民族一代一代，绵延不绝，乾坤永续，江山永存，永远不会忘国灭种。笔者认为，“自强不息”和“生生不息”才是我们的民众文化精神亦即民族文化精神！可是当我们的社会上许多人丧失理想与信念，新儒家学派在高唱“和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广大民众和相邻学科急需民俗学回答什么是我们的文化精神的时候，我们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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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我所尊敬的作家兼学者，对我笑谈起我们的民俗学家时说：“有些民俗学家们的文章和著作，好象在掌中把玩的一件件玩物！”我们的民俗学家们，如果满足于封闭在一个自在的圆圈之中，把民俗当成可以赏玩的玩意儿，那么，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地位，肯定是悲观的。许多青年学人喜欢谈论学术前沿，我想，民俗学面对的这样一些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不能不属于前沿性的问题吧？
谈论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还有一种文化不可忽视，那就是在市场经济下出现的通俗文化潮流，如电视文化、歌舞厅文化、通俗小说与故事、乃至以麦当劳为代表的西方通俗文化的挑战。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新起的通俗文化呈现着不挡之势，已引起了文艺批评界的注意，出现了一批文化批评学者，也成为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独特性论题之一。对此，民俗学家们也不能置身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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