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1)(3)
2015-10-24 01:08
导读：三 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薮内清以后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中，主要代表学者是吉田光邦(1921-1991)和山田慶兒（1932-），他们都是薮内的学生，但是研究的风
三 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薮内清以后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中，主要代表学者是吉田光邦(1921-1991)和山田慶兒（1932-），他们都是薮内的学生，但是研究的风格与薮内有明显的不同。吉田1945年毕业于京大宇宙物理学专业，1949年就任于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出任研究所所长。吉田在中国
科学技术史方面的主要成果有：1、《煉金術-仙術と科学の間》(中央公論社，1963)；2、《星の宗教》(淡交社，1970)；3、《中国科学技術史論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4、《中国の構図一现代と歴史》(駸駸堂，1980)；5、《日本と中国--技術と近代化》(三省堂，1989)。
现在日本的一个新研究方法及其理念就是通过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察，来观察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本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虽然早在开拓时期就已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当时尚未形成一个很大的规模。在发达时期，薮内清等对于技术史的具体研究投入很大的关注，但是当时还没有出现把技术史与科学史分离开、专门进行研究的学者。吉田光邦则是第一次把技术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来考虑的学者。吉田的研究方法是：第一、以各种具体的技术作为考察对象的纯技术史研究；第二、作为文化史的技术史研究；第三、作为经济史的技术史研究；第四、与周边地域以及异文化之间的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吉田的研究业绩主要集中在纯技术史、技术文化史、比较技术史三个方面。因为技术史研究领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领域，因此在解明各种技术时，吉田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所运用的解析方法主要是金属技术、制陶技术、炼金术（化学技术）等自然科学的知识与理论。
山田慶兒1955年毕业于京大宇宙物理学专业。之后，
研究生时代改学西洋史学，1959年毕业。1970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89年开始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山田在科学思想史、社会史方面著作甚丰。主要代表作有《混沌のへ中国的思考の構造》（筑摩书房、1975）；《朱子の自然学》(岩波书店、1978)；《授時曆の道》(みすず书房，1981)。《The Formation of the Huang-ti Nei-china》ACTA ASITICA No.36，1979。此外还主编了《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大人文研、1978）；《新発現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85)；《中国古代科学史論》(京大人文研、1989)；《中国古代科学史論續篇》（与田中淡合编、京大人文研、1991）等。
大学排名 山田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与中国科学相关的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研究，即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研究。第二是与中国医学相关的学说史研究。山田认为: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借用
生态学的词汇来说:不仅要搞清生存在这片森林里的各种生物共同体，更要搞清包括无机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我们一边要学习
历史学和
社会学、语言学和
人类学等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学问；一边还应该把握那些支持人类各种活动、并且同时又作為人类活动一个领域的科学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的研究意图首先是：第一、考察历史对各个时期的科学家给予的社会地位及其评价。换言之，通过那些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古代科学家的个人经历，来重新看中国科学历史的发展。第二、研究科学家的活动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制度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不是通过对个别的学科史或学说史的研究来完成，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人文活动的科学历史来看待。
山田基于上述认识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他在《朱子の自然学》一书中通过宇宙论、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山田在《授時曆の道》一书中阐述“科学与国家”基调的同时，在读者的眼前再现了代表中国天文学最高水平的元代授時曆及其古代官僚制下的科学以及科学家集团的历史场面。山田的这两部著作在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中，是最早的涉及思想史、社会史方面的专著，受到了很高的评价。此外，山田在中国医学史方面的研究也具有独到之处。中国的古典医书的编纂方法一方面延用前代的文献和成果，一方面增加了新的知识与认识。所以，中国古代医书中有很大部分是前代文献的引用。这使医学知识的继承与传播成为可能。但是，这种编纂方法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对医学理论的传承以及相互关系的阐述。这样就造成了对唐代以前的医学著作的成书年代以及医学发展的传承关系理解上的困难，特别是判断医书中记载的各种医学技术的出现年代更属不可能。直接与中国医学形成有着重要关系的三国时代以前的医书经典的记载方法也是如此。因此，山田首先对中国医学的形成阶段进行了研究。促使他开始中国医学学说史研究的契机是马王堆医书的发现。山田在《伝統医学の歷史と理論》(《東洋医学入門》讀賣新闻社，1991)中这样写道:“汉代以前编著的医学书乃至有关医学方面的文献一本也没有留下，因此如何认识中国医学起源的问题，始终是一个谜。但是，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医书终于为我们带来了一线光明。于是，中国医学的起源也随着一点点出现在我们眼前。”山田将马王堆出土医书与《黄帝内经太素》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关于中国医学史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在战国末期，正式出现了鍼疗法。到了汉代，则进一步形成了以鍼疗法为中心的医生集团和学派，在两汉之际，中国的医学体系基础正式形成。随着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药物学也建立了。东汉末期张仲景将药物疗法应用于
临床医学并使之系统化，撰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山田在中国医学的起源和形成方面做出的研究为这个领域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山田调离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以后，田中淡继续组织了中国科技史共同研究班，开始了涉及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方面的研究。田中淡的代表作主要集中在古代建筑史方面：发表了《中国の传统的木造建筑》（《建筑杂志》1214、1983）。《中国建筑史の研究》（弘文堂、1989）等论著。田中淡的研究先后受到东京大学太田博太郎的近代建筑史学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林巳奈夫文献实证的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
现在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研究者的数量大为增加；二是研究题目的多样化。它反映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日本的中国学以及中国史学界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导致这一繁荣局面出现的原因与发达时期的研究积累和李约瑟以中国科学为中心的文明论研究的影响密切相关。其中，在将李约瑟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日本的过程中，学者们翻译了以下的著作：
薮内清、東畑精一监译《中国の科学と文明》11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7vols,Cambrdge,思索社、1974-1980）。
山田慶兒译《東と西の学者と工匠》上下（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Cambridge,河出书房新社、1974-1977）。
橋本敬造译《文明の滴定》（The Grand Titratie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t West,London,法政大出版会、1974）。
牛山輝代译《中国科学の流れ》（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Hong Kong,思索社、1984）。
现在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有很多人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近代以前的科学知识的历史分析来看中国文明的本质。这些研究主要偏重于医学和历算学方面。在对中国医学的思想史研究以及预防医学和养生学方面主要有以下的一些成果：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村上嘉實《汉墓新発現の医書と抱朴子》（《東方学報》京都53、1981）。
村上嘉實《“黄帝内経太素” と道家思想》（《東方宗教》71、1988）。
村上嘉實《黄帝内経太素の医学思想》（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京大人文研、1989)。
吉元昭治《道教と中国医学》（《道教2》平河出版社、1983）。
加納喜光《中国医学の誕生》（東大出版会、1987）。
石田秀實《気·流れる身体》（平河出版社、1987）。
林克《黄帝内経における陰陽説から陰陽五行説への変容》（《大東文化大学汉学会誌》30、1991）。
高橋胱正《漢方の認識》（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69）。
丸山敏秋《黄帝内経と中国古代医学》（東京美術、1988）。
坂出祥伸《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同朋舍、1983）。
坂出祥伸《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總合的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
坂出祥伸監修《中国古代養生叢書》（谷口書店、1988）。
另外，从事中国的历算学思想史方面研究的学者也有很多。中国古代经学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历算学，最早涉及这一研究的学者是薮内清。此后，川原秀城在薮内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扩大，从分析历算学的角度开始研究经学，先后发表的成果有：《三统曆の世界----經学成立の一侧面》（《中国思想史研究》1、1977）；《戴震と西洋曆算学》（《中国思想史研究》12、1989）。川原的研究搞清了经学规范对历算学的制约以及历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经学所产生的影响。使用同样研究方法的还有堀池信夫《汉魏思想史研究》（明治書院、1988）；武田時昌《緯書曆法考》（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長谷部英一《魏晉南北朝の暦論》（《
中国哲学研究》3、1991）等。关于历法方面的研究还有小川晴久《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地転（動）説の成立》（《東方学志》23、24，韩国延世大学校国学研究院、1980）。中岛隆蔵《何承天と祖冲之》（《集刊東洋学》35、1976）。新井晋司《曆法の発達と政治過程》（《東方学報》京都62、1990）等。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此外，在科学与思想方面进行的研究也有不少，具有代表意義的论著有：
寺地遵《沈括の自然研究とその背景》（《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27-1、1967）。
水上静夫《中国古代の
植物学の研究》（角川書店、1977）。
東条荣喜《中国物理論史の伝統》（海鳴社、1983）。
小林清市《陸疏の素描》（《中国思想史研究》9、1987）。
小林清市《斉民要術における五穀と五木》（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
现在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以下三位学者的成就引人注目:
中山茂（1925-）的代表作有：1、A History of Japanese Astronomy;Chinese Back and Western Impact,Harvard,1969. 2、《消長法の研究》ⅠⅡⅢ（《科学史研究》66、67、69、1963-1964）。3、《符天曆の天文学史的位置》（《科学史研究》71、1964）。
橋本敬造的代表作有：《梅文鼎の曆算学》（《東方学報》、京都41、1970）；《椭円法の展開》（《東方学報》、京都42、1971）；Hsü Kuang-Ch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Osaka,1988)；《崇禎改暦の正当化と望遠鏡の位置》（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
宫島一彦的代表作有：《中国人の惑星觀·序論》（山田慶兒編《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大人文研、1978）；《“元史”天文志記載のイスラム天文儀器について》（《東洋の科学と技術》同朋舍、1982）；《大衍曆の五星計算法》（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王錫闡“曉庵新法”の太陽系モデル》（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續篇》、京大人文研、1991）。
除此之外，斉藤国治在《“晋書”の中の天文史料》（《科学史研究》145、1983）一文中，对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根据计算逐一的进行了考证。大崎正次在《中国の星座の歷史》（雄山閣、1987）一书中，对中国的星座的名称、分类、特色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察。其它还有内田正男《元嘉暦法について》（《東京天文台報》16-2、1973）。大橋由纪夫《後漢四分暦の成立過程》（《数学史研究》93、198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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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史研究方面有児玉明人编《十六世纪末明刊の珠算書》（富士短大出版部、1970）。大矢真一译《九章算术》（《中国の科学》薮内清编、中央公論社、1975）。清木達雄《中国数学の古典---九章算术》（《数学ゼミナー》1-15、1975-1976）。川原秀城译《刘徽注九章算术》（《中国天文学·数学集》薮内清编、朝日出版社、1980）。川原秀城《中国の数学》（《数学の歷史》Ⅱ伊東俊太郎编、共立出版社、1987）；川原秀城《中国の無限小解析》（山田慶兒編《中国古代科学史論》、1989）。武田時昌《“九章算术”の構成と数理》（《中国思想史研究》6、京大人文研、1984）等。
关于中国医学史方面，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的成就有：宫下三郎《宋元の医療》（薮内清编《宋元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大学人文研、1967）；宫下三郎《本草から見た五臓六腑》（《漢方研究》、1979）。赤堀昭《新出土資料による中国医薬古典の見直し》（《漢方の臨床》25、1978）。赤堀昭《神農本草経に記載された薬効》（《日本医史学雜誌》241、1978）。赤堀昭译《五十二病方》（山田慶兒编《新発現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85年）。赤堀通过新出土的马王堆医书、武威医书和医经的比较研究考察了中国医学的建立过程。赤堀推定《黄帝内经素问》成书于西汉中期以后，《神农本草》和《名医别录》成书于东汉中期以后。赤堀还论证了武威的处方是基于神农本草的医效而产生的。接受赤堀的学术影响在中国医药学方面研究作出成果的还有樱井謙介的《新出土医薬関係文物について》（山田慶兒编《新発現中国科学史資料の研究》京大人文研、1985年）和《“黄帝内経素問”王注に記された五臓像について》（《漢方の臨床》、1991）。樱井在后一篇文章中，经过考证认为唐代已经出现了人体解剖。另外还有小曾户洋监修的《東洋医学善本叢書》8卷（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小曾户洋与真柳蘸媳唷逗涂虧h籍医書集成》16辑（エンタプライズ、1988）。这是两部有关宋代以前古文献的整理成果，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石原明《漢方---中国医学の精華》（中央公論社、1963）和丸山昌朗《鍼灸医学と古典の研究》（創元社、1967）也是关于中国医学史方面的著作。关于本草学和本草学史也有一些新的论考，例如森村謙一先后发表了以下两篇论文：《本草綱目の植物记載》（薮内清、吉田光邦合编《明清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大人文研、1970）；《歷代綜合本草書における植物新入品目の考察》（山田慶兒編《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大人文研、1978）。森村在这些论文中对中国古代植物分类法以及本草书所具有的博物学特征进行了阐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中国农业史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的代表作有米田賢次郎《中国古代農業技術史研究》（同朋舍、1991）；守屋美都雄《中国古歲時記の研究》（帝国書院、1963）等。在工业技术方面有伊藤武敏的两部著作：《中国古代工業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2），《中国古代绢織物史の研究》（上下、風間書房、1977-1978）。在中国音乐学史方面的代表作有山口庄司《律吕精義と律原発揮》（アカデミア·ミユージック，1984）。作者对明代的朱載堉、中根璋的十二平均律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中国地图学史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如海野一隆的《広輿図の諸版本》（《研究集录》14、1966，大阪大学教养部）；《広輿図を模倣した地図帳》（《研究集录》20、1972，大阪大学教养部）。船越昭生的《中国伝統地図にあらわれた東西の接触》（《地図の思想》京大地理学教室编、地人書房、1982）。高橋正的《東漸せる中世イスラーム世界図》（《竜谷大紀要》374、1963）等。这些学者对中国地图学的形成以及与外来影响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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