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3)

    至于江南区域内部表现出来的东、西差异，也是多方面的。这种差异，一是表现在整个江南地区的东、西部差异，二是体现在一个府、一个县或一个乡镇地区的东西南北生活差异。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东西差距是很明显的．以灌溉而论，大旱期间，苏松的低区尚可戽水灌田，西部的常镇诸郡，率皆无禾，于是饥民多前来求赈⑧。具体的事例，前文皆有许多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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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清)王有光：《吴下谚联》卷2，“松江清水粪胜如上海铁搭坌”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66页。

    ②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出版社，1983年，“运田地法”，第132。

  ③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④  (清)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土产》，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藏抄本。

    ⑤  (清)朱栋纂：《朱泾志》卷1《物产》，民国五年铅印本。

    ⑥  (清)彭方周纂：《吴郡甫里志》卷5《风俗》，乾隆三十年刻本。

    ⑦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⑧  (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6《杂记》，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从奢侈风俗盛行之情况来看，江南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所用也有差异，西部地区就不能与东部相提并论。西部较为偏僻的湖州府安吉等地，普通民家的居室虽已都是“瓦屋砖墙，茅房甚少”；富户则“多架高堂，颇事壮丽”，所居楼房较多。三间五间不等①。但在东部的松江府，这方面的生活很早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万历时人范濂就曾指出在他年轻时细木家俱如书桌、禅椅之类“曾不一见”，民间所用只是银杳金漆方桌，但当有人从苏州购来几件细木家俱后，很快导致了松江日用家俱的变革，从隆庆、万历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富庶之家又开始追求更高级的家俱制品，凡是床、厨、几、桌之类，都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做成，“极其贵巧，功费万钱”②。居室的奢华还体现在门庭的营造上。清代上海人叶梦珠指出了居室大门样式的流变’认为“皆哈于世家，后及于士类，甚且流于医卜胥吏之家”，都趋于奢华③。当然，每个府或县的内部，富室与普通民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松江地方，富豪之家虽都是朱碧辉煌，而倾椽颓墙的贫困人家也为数不少④，但这不是普遍现象。

    即使在很小的乡镇范围内，差别依然存在。以浏河镇之北、濒海的茜泾镇地方而言，因土地瘠薄，“金木上石之工绝少”，清代前期因当地河道久淤，远商裹足，所以“一阅之市，惟乡民而已”；而乡民之风气也各有不同：从西、南、北三门进城的以本分人居多，店市都乐与交易，而从东门进城的，多强赊强卖，动辄打架，被目为“海蛮”或“海贼”，东乡民众多系贩盐贩米之徒，入市必集酒肆，而且醉必寻殴⑤。

    在清代的元和县唯亭镇地方，近镇田亩处于府郡城之东南塘北的，高于塘南，都属洼下之区，一遭水灾即至淹没；地滨阳城湖、金沙湖之水区．则更易淹没。这是唯亭镇周边的。镇之四隅，百姓除从事佃农，各习手艺。这个手艺在镇中也存在分布差异：东南隅，业毛毡；南隅，业织蒲蒌；西南隅业织芦席；西北隅，业织沙，间有业毛毡、编席、切纸者⑥。再以太仓州近海的双凤地区农民生活为例，西北专植秔稻，东南杂种木棉。就棉业生产来说，“东尚棉布，西尚夏布”，也存在着差异⑦。田赋方面，更需根据土地状况进行区划，以定出不同的等则。例如，在华亭县仙山乡七保四区的“寒圩”地方，包含了三十图(寒字圩)、三十一图(天字圩、月字圩)二图。早在明代隆庆年间，地方政府在履亩清丈时，将这里的田土还要细分成上中下三乡，这个寒圩就列在下乡⑧。又如在七宝镇地方，属“东南旱乡”，居民自耕织外生计较少，东南田土瘠薄，被列入“荒区”，又为旱地，“大熟所种，花居大半，豆次之，种稻者十不得一”，而种棉花者十居六七⑨。因此，无论是自然条件的局限，还是地方传统的影响，地区生产和生活往往各有不同，且有独立的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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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同治《安吉县志》卷7《风俗》，同治十二年刊本。

    ②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民国年间上海进步书店印行本。

    ③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3《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④  (清)施鸿：《徵景堂宦游小集》卷4《门面》，清康熙刻本。

    ⑤  (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  (清)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卷3《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元和沈三益堂铅印本。

    ⑦  (清)时宝臣纂：《双风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  (清)杨学渊纂：《寒圩小志·田赋》，嘉庆间修、咸丰元年后增修，抄本。

    ⑨  (清)顾传金纂：《七宝镇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尽管江南地区水域分布广泛，地狭民稠。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土地的开发利用已达到了极致的情况下，剩余多有流入城镇从事短期的佣工等工作。但是远赴他乡谋生或经商远行的，除了前文言及的洞庭东山、西山的两地商人外，极为稀少。在城市和乡镇地区，一般从事乡村集市贸易经营的也多非本地人①，“经年远商”的情况颇为罕见②。

    对农业的重视，是江南这个发达地区所共有的普遍性。即使在晚近时期较为近代化的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村里极少有不干农活的人家，而且占总户数约76％的人家都以农业为主要职业③。这是江南地区不轻远离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要因，是当地谋生之途是多样化的，因此即遇荒岁，仍能固守家园。下面以江南地区最为富庶的地区择例言之。

    嘉兴府新塍镇地方，在端午节前后有“青苗会”专门督促农耕和负责相关礼祀活动，所以当地百姓“耔耘粪溉各以时日，毋敢离畔”④。因此后来就有所谓“富民不出境，士夫多才能，市业生理媲于他镇”的美称。⑤太仓州璜泾镇等地，一般民众都重视农业，“蔑游手游食之习”。更重要的是“安土不好远游，无故未尝适百里”，纵使游商在外也不会超过一年，“有过期不归者，人以为异”⑥。双凤乡地区虽以贾为业，“鱼米西来，木棉东集”，但“经商远出者不闻”，当地人“故土为安，不忘根本”。⑦许多地方的乡农“以田为命”，尺寸动必相争⑧。如嘉定县诸镇，多在吴淞江北，在吴淞江南的仅高桥、纪王二镇，纪王镇地界松江府上海、青浦二县，乡村百姓以田土为性命，故牢守寸田尺土，动必相争，地方的狱讼大半由此生产⑨。

苏州府常熟县唐市镇等地，山水田地相间，除农忙时节外，男子“捕鱼灌园”，女子“擗绩纺织”，将“谋生之方”，全部寄托在田亩上，“即遇俭岁，犹守庐墓，保妻子，不轻去其乡”⑩。虽然在某些地方，如震泽的“薛埠以西因渎西村，多出外经商。……速则一二年，迟则七八年，始一返里．离父母，弃妻子，习为固然，毫不介意”，而且因获利颇丰，出现了父兄暂归即令子弟继出的情况⑾，但是较个别的，其他地区仍为罕见。总的来说，震泽县地方民众都是“重去其乡，离家百里，面有难色”，非公差仕官不远游，以故商贾少而农业多⑿。终年力田的乡村百姓都不喜远出谋生，所以“工不越乡，商不越府治各县”的情况在江南很多地区都能看到⒀。在苏州府城至昆山之间要路上的信义乡，还滨临水运干道至和塘，本来应该是商业活动活跃的地区，但“营业者多坐贾，少行商；食力者，多耕稼，少工艺”⒁。即使是贩卖稻谷的小商人，往来经营也“不越千里之内”⒂。城乡地区的繁荣，除了民众重视田地劳作外，还有更多的副业可以营生，故常常是“即遇荒岁，犹守妻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