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姓、更名、改籍与民初旗民身份变化(1)(2)
2016-06-21 01:03
导读：(二)旗民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根本变化 有清一代，旗人始终居于统治体系的核心地位，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民国建立后，许多旗人衣食无着，生
(二)旗民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根本变化
有清一代，旗人始终居于统治体系的核心地位，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民国建立后，许多旗人衣食无着，生活极为凄惨，有关记载时常见诸报端。武昌起义后，“荆州满人男妇老幼不下二万余人，自共和宣布，月饷无着，本其少年子弟素工京调，只得三五成群，手执板鼓丝弦，与西城一带沿街卖唱” [3]。1912年8月13日的《申报》记述了镇江旗民的困苦状况，“镇江旗民近因贫自尽者时有所闻，城内果子巷旗民柏姓一家数口，自去年光复后，日用衣食一无所出，难以度日。柏妇某氏年三十余，竟于昨日因贫吞针自尽，迨人知觉，一缕香魂已游地府矣”[4]。民初，旗民特权被取消的同时，新的民族偏见出现，“各种书报、刊物充斥歧视满族的宣传，许多街谈巷议流露着排满的情绪”[5]。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化使得旗人在
就业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为便于求得工作，一些旗人选择改取汉族姓名。例如，“原开封知府崇泰之子，向政府申请行医执照，因是旗人，不予发照。他只好放弃满姓瓜尔佳氏，改取汉族姓名李承荫，并改满洲旗籍为房山县民籍，才获准发照行医” [5]。在求职的过程中，旗人常常因为旗籍身份遭到淘汰，为获得微乎其微的工作机会，他们申请冠以汉姓，希望取得与汉人同等的工作机会。奎保，原隶汉军镶黄旗籍，1914年3月(中华民国三年二月)赴京报考知事试验事务所知事，考前申请加添李姓，遭到拒绝。对于考生申请冠姓、更名事件屡有发生的现象，办理知事试验事务处提出“未便更名改籍，以免先期取巧”，并致函内务部民治司询问相关事宜。内务部民治司函复说：“现在试验知事为期甚近，资格、经验必斯真确”，通告“呈请更名冠姓改籍事件一律暂行停办，俟试验知事报名截止后照旧办理”[6]。由于资格和实际出身对考试影响比较大，旗籍考生以旗民身份应考，不免惴惴。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旗民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依托于八旗制度之上的旗民社会生活方式迅速地发生改变。各地旗产、营产的清理加速了旗民的社会流动，因之产生的新的居住方式和满汉通婚现象的普遍，改变了旗民固有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带动了旗人对婚姻、礼仪、居住、教育、就业和社会交往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重新思考。一方面，他们改取汉族姓名以适应新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他们积极要求脱离旗籍，改易民籍。辛亥以前，旗人各种活动一贯受到旗籍的限制，民国成立后，《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出台，其第六条规定，旗人“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此后，旗人易籍现象逐渐增多。贺济臣，“原系正蓝旗满洲驻防荆州旗人，共和后归入湖北江陵县江夏民籍”，1918年11月(民国七年十月)，贺济臣致函内务部称，“自前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会试后，将父母迎养在京，迄今二十有五年。宣统三年四月，丁外艰，已将先严灵柩葬于北京阜成门外宛平县所属八宝山矣。何可弃之携眷南旋，应请改入宛平县民籍，以便随时祭扫”[7]。
民初旗人冠姓、更名、改籍的原因不尽相同，如子女教育、祖先祭祀、婚姻关系、居住格局、就业选择等，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的终结和旗人特权社会的崩溃。
二
民初旗民的冠姓、更名、改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和特征。
首先，团体化特征明显。辛亥以后，时局的深刻变化引发了旗民更名、改籍高潮的出现。根据现存内务部相关档案，自1912年至1919年，旗民呈请冠姓、更名、改籍的活动持续不断。在众多的申请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旗民呈文集体申请，表现出明显的团体特征，仅在1913年和1914年的两年中，以团体形式出现的申请大约有10余次，表1依据1913年及1914年各地旗人请求冠姓、更名、改籍的有关文书档案，对两年间人数较多的集体申请进行统计，藉以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