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民族史观的时代特点(1)(2)
2016-12-03 01:05
导读：元代官修史书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诸多方面，这些史著在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反映元代发展状况方面各有其历史作用。同时，受元代统治阶
元代官修史书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诸多方面，这些史著在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反映元代发展状况方面各有其历史作用。同时，受元代统治阶级是少数民族贵族的客观现实的决定，在这些史书中所包含的民族史观方面的材料应是相当丰富的。现从元代官修史书的代表作《辽》、《金》、《宋》三史在此方面的成果为例作一分析。首先，从三史撰述的基本原则来看，除三史“各与正统”之外，《辽史》所附录的《三史凡例》，为我们了解元代统治阶层的民族史观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史料。它关于帝纪部分的撰写是这样规定的：“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列传部分：“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三史书法准《史》、《汉》、《唐书》等汉族史学名著，以及遵循《春秋》求实的史学传统，表明三史在继承汉族修史传统及标准方面的努力；而各国称号准《南》、《北史》的作法，则为三史各与正统找到了具体的参照形式；至于“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则表明元代史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了狭隘的民族偏见与观念，他们通过对对立政权中的死节之士的记载与表彰，一则以求得史学之实，一则以阐扬理学要义，为现实统治服务。这种对占主导地位的史学传统的继承、发扬的做法，同元修三史一起，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客观事实及其通过史学反映出来的鲜明的文化认同意识。其次，从辽、宋、金三史所载内容来看，元代史家不仅能够对三朝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作比较客观的记载，而且在进行历史评价时也做到了相对的公允持中。如《宋史·夏国传下》是这样论述宋、夏关系的：“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子孙历王五代……概其历世二百五十八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官学，自为训导。观其陈经立纪，《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这种对宋夏关系的客观认识，固然与元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反映出元代史家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能够据实书之的可贵精神与认识水平。在西夏历史评价方面，《金史·夏国传》总结为：“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而对于不专修西夏史书的原因，《宋史·夏国传》也有说明：“前宋旧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夏国虽偭乡不常，而视金有间，故仍旧史所录存焉。”“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牾，则阙疑以俟知者焉。”这些解释表明，元人在对西夏历史问题的处理上，其基本态度是公允的，即一方面因为与金有差别，这种差别或表现在文化上，或表现于政治功业上；一方面因为文献不足之故，所以才采取依旧附其于宋、金史中的做法。这一态度进一步说明了元人在民族史观上的宽阔胸怀与气度。与此相类，元代史家在《金史》中对金“能自立于唐、宋之间”的文治武功，亦抱着“善亦吾师恶亦吾师”的求实态度[14]，进行了客观的记述与评价。对金统治下“女真、渤海本同一家”[15]，“契丹、汉人久为一家”[16]的民族融合情况亦做了如实的记述。同样，宋代历史也得到了元代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如《宋史》各民族列传中，对有宋一代在民族政策及戌边方略方面的成功之处多有记载，但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恃文教而略武卫，亦岂先王制荒服之道哉！”“纳土之议，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17]。如果说这些评判不免有参考、沿袭宋人旧说的成分，那么《进宋史表》则更为明确地体现了元代史家对宋代历史的总体认识，其中对宋代诸帝在政治、教化、军事、用人等方面的得失评价，可谓大致允当，同时也是对宋代历史简明扼要的概括。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元代史家通过三史修撰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史观上的卓识；同时也说明，三史各与正统是有其思想认识基础与实践依托的。这一基础与依托对后来的历史与史学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