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1)(2)
2017-04-06 01:07
导读：就名家大姓而言，家族内部的情况也互有差别，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的卢玄一支，是典型的名家大姓；而同一时期的卢溥一支，则更具有地方豪族的特征。
就名家大姓而言，家族内部的情况也互有差别，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的卢玄一支，是典型的名家大姓；而同一时期的卢溥一支，则更具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使是同一家族的同一支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风貌，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荥阳郑氏，地方豪族的色彩较为浓烈，而太和以后，这一家族作为名家大姓的表征则更为突出。
总的说来，名家大姓多在不同程度上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在入居显宦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土著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大姓是地方豪族发展的一个较高层次。
魏晋之际是士族社会逐步发育成熟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中古门第确立的一个关键阶段。就北方的情况而论，地方大族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在众多的“新出门户”中，河南大族的比例很高，以玄风相扇，以官冕相尚；而河北大族中，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个别家族进入上层统治圈，成为名家大姓外，多数大族尚未发育成熟，时人每言“河北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4]。北方大族间这种文化与地域间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两晋之际不同的政治取向，也深刻影响了北朝的历史。
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改变了中古社会的历史走向，也打断了北方大族固有的演进过程。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变乱中，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
永嘉之乱后，晋室迁祚，中原板荡，大量地方豪族聚集乡曲，结坞屯堡，以为自存之计。但是，出于各个豪族所固有的地方利益，他们之间很难结成统一有序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坞主间“各以诈力相攻击”[5]。祖逖北伐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设法弥合北方坞主间的矛盾冲突，协调行动，共御石赵。以分散的宗族武装，很难长期抵御精悍的北方胡骑。因而在北方局势粗安的情况下，胡族政权的策略逐渐由杀戮转为招抚时，大量地方豪族纷纷放弃抵抗，接受胡族政权的羁縻，出任地方守令，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基层组织的主要维系者。当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为一些豪族的上升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勃海封氏、渤海高氏、以至于赵郡李氏等家族在魏晋时期寂无人物，均不是什么特别显赫的门第，但通过十六国时期的积累与发展，在北朝都进入了名家大族的行列。
与一般地方豪族不同，北方地区的名家大姓出于自身的门户渊源和文化背景，从八王之乱开始即被卷入西晋上层统治集团的争斗与倾轧之中。在这种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大姓名士采取结坞守境者并不多见，他们往往与胡族统治集团的上层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6]。石赵政权中，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颖川荀绰、北地傅畅、中山刘群（刘琨之子）、清河崔悦、范阳卢谌等名士，均“见擢用终至大官”[7]；前燕“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胡母翼、鲁郡孔篡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8]。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面对杀戮、强制迁徙等潜在威胁，他们不能不对自身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恶劣的社会环境。在一段时期内，他们与土地、财产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却更为注重社会伦理的维系，维持严格的礼法家风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经学继世、父子相承。政治环境险恶时，多采取冲退避世的方式，待价而沽；时机成熟，则出仕“以试祸福”。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以及胡族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许多名家大族不可能长期稳定地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家族在十六国后期官宦不显，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只担任太守一级的官吏，门户稍有中衰之感。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说明他们的衰落，因为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