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话语与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1)(2)
2017-04-27 01:06
导读：与这种精英主义论述截然有别的是上海另一青年左翼学者薛毅的论述。他对于所谓的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为底层代言充满了狐疑，乃至批判。正是基于对
与这种精英主义论述截然有别的是上海另一青年左翼学者薛毅的论述。他对于所谓的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为底层代言充满了狐疑，乃至批判。正是基于对当代中国底层的“悲惨命运”的社会想象，让接受刘旭访谈的他坚决地在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两个时代之间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当代中国‘底层’这个词，指向的是这样一种人群，他们遭受贫困的折磨，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救济。由此出发，人们会产生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怀旧情感，人们在想象，那个时代，尽管普遍贫困，但是穷人还能生活下去，有尊严地生活下去。”薛毅引述陈映真的话论证道：“他说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前从来不被当成人看的农民，真的成为人了。他们真站起来了，你不能不把他们当成人来看，你不敢把他们妖魔化。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尊严，而不以富人作为自己的归宿。穷人家的女儿，她不一定希望自己嫁个富人，她有自己的尊严，她根本不可能用尊严去交换什么，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是不能出卖的。…现在，工人丧失的不仅仅是福利，还有他们的尊严。” 在以“尊严”为关键词的路标指引下，薛毅区分了两个时代的底层的不同命运，这样一种因为对现实社会的道德义愤迅速地被转化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想象，似乎在那个时代，贫困的底层至少还享有精神上的尊严和富足，而对于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温情追忆又为崛起于大陆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对现状的“批判性能量”，这种逻辑发展到极致就是强调毛主义时代的种种好处，强调底层在历史进程中尊严的失落。比如薛毅针对当前乡村的空心化，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凋敝，就指出：“这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一样了。这场运动应该得到重新评价。知青下乡好像是带某种‘原罪’过去的，他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的工作当中，他们也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带过去的。一大批知青到那儿往往是做了中学、小学教师，大队会计、指导员。但是他们和志愿者不同的是，前者没有忽略农村文化的存在，相反，他们那里存在一种可能，去学习，去接触活生生的农村文化。” “文化”成为论述的关键，针对当今新农村建设的种种弊端，薛毅认为“忽略了底层人的文化，就等于忽略了底层人作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就等于剥夺了底层人的主体位置。”“传统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有力”的批判武器，指向当代中国伴随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一系列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二、底层问题的“学术转向”与“道德分歧”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天涯》上的围绕着“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在2005年11月以前基本上还是一个有条不紊地在进行的“专栏”，所发表的文字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溢出“文化研究”的社会反响。这种状况因为大陆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先生组织的一个关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的圆桌对话而发生改变。 这个对话是南帆与其博士生就关于底层的问题的“学术讨论”。这个学术讨论却引起媒介与网络论坛的高度关注，甚至刺激了一场不是关于“底层的表述”而是“知识分子的表述”的论争，许多网络批评指责这篇对话晦涩、空洞，堆砌了一堆术语，甚至有人认为这场对话是学院派抢占学术话语资源。“底层”问题本身在这场混战中被遗忘了，知识分子却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箭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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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构造中的日本文学——以森村诚一和川端康成为
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文化的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