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作为反艺术的反文化现象(1)(2)
2017-08-10 03:19
导读：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给艺术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之生存在于探索神秘，人类之继续生存在于继续探索神秘，而这样人类便处于一个两难境地
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给艺术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之生存在于探索神秘，人类之继续生存在于继续探索神秘，而这样人类便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人类希望获得明晰，但每当达到明晰就会出现新的——往往是更大的——神秘，于是，可不可以通过终止对神秘的探索来保持明晰？艺术家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他们以视觉语言勾画出自己面对现实、面对宇宙、面对神秘所产生的内心恐惧，他们企求在相对静止的空间里寻找逃避恐惧的避难所（马列维奇的黑白方块的“避难所”是耐人寻味的），因此，试图在现代艺术中找到现实的常态形象，找到对物质世界的誊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变形、分裂、模糊、“抽象”的形象正是处于这个时代的人类心理状态的具体可视的象征。问题回到了原位：这样一些象征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文化现象。
举出在超现实主义之前和同时发生的一些艺术现象的例子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些艺术现象与超现实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超现实主义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依据，将过去一直被视为病态的、不正常的东西作为正常的、不应排斥的来看待。随恐惧而来的歇斯底里或精神错乱，随压抑而来的变态或癫狂在医学上可谓疾病，在习俗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准则的标准看来是不正常的现象，而在超现实主义者看来都是正常的且应加以充分表现的现象。当然，一种被认为是反常的精神现象就其自身来讲是无所谓反常的，无逻辑的精神世界本身有着自己的逻辑，这也不无道理，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道理，精神病学家和医生也才有事可做，那些处于无逻辑的逻辑的精神世界的人才有幸可以得救——尽管二十世纪不少人认为这种得救不如说是掉进深渊，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象凡·高的失常就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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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是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的一员，并且用他的笔画出了最为流行的超现实主义形象，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艾兹所分析的达利与超现实主义那种微妙的关系，并不影响达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现实主义者。弗洛伊德对达利不客气地说，他在表现潜意识上不如安格尔和达·芬奇，这是一种师傅对徒弟的姿态，是大人对小孩的不含更多思想的否定。而弗洛伊德在以后对人谈到因达利而改变对超现实主义的看法这一事实，足以佐证我的这一推论。
使达利区别于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的是他的“偏执批评方法”，说明白一些，这是一种借用病态的心理以唤起病态形象的方法。偏执即妄想，导致达利妄想的动因不仅有他特殊的经历和性压抑心理，我认为还有达利特有的对这个现实世界不甘寂寞的破坏心理，因为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的不仅有性的焦虑的象征，而且还有杀戳、争斗和同性相食的形象。艾兹将这些杀戳、争斗和同性相食的形象归入了性的心理分析，但仅仅局限于这样的分析也许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达利每每要回避这些形象，符号后面的道德的、社会的、
政治的现实真象。达利说，希特勒的一身“白上加白的肉”对他有吸引力，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不是他不关心政治的证据。使我联想到的是，达利倘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人物，这个世界将会处于怎样一个可怕的状况。
偏执批评方法也许有别于其他超现实主义方法，因为达利的作品确有自己的鲜明特征，而且，在古典主义、学院派、写实主义受到极大不尊重的二十世纪，他却毅然拿起了十九世纪学院派写实主义武器，这似乎是对现代派的一种反动。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真理：当一种新的观念被旧的形式所接纳时，结果往往会出现反常。事实的确是这样，在达利看来，写实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清晰地、明白无误地反映出他的怪诞的念头，反映出性的焦虑和恶劣的破坏心理，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美学问题，正如艾兹所指出的，达利“绝对无误地遵循着布雷东在第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里的主张”，他完全抛弃了“道德和美学的思考”，象“仪器”那样记录下种种理性之外的精神状态。艾兹解释了达利的“仪器”与其他超现实主义仪器的区别，这个区别仅仅在分析他的形象的来源上有一定的意义，而不能证明达利在不要美学和形式原则上与许多超现实主义者有什么不同。作为试验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和作为艺术品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之间固然有区别（如米罗在超现实主义前后期作品的比较），但达利的作品实无所谓试验与非试验之区别。达利自始至终只注意精确记录由恶的本能唤起的病态的或偏执的形象。所以，他早期的“反艺术”口号更适用于他的“偏执批评方法”，因为偏执批评方法产生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反艺术作品，而他的“超现实主义物体”的实验，更是一种反艺术的玩世不恭的过场。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