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2)
2017-08-11 05:53
导读:它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解决在现实中义利关系问题相互矛盾的方案。首先,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要顾全大局。其次,对物质利益
它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解决在现实中义利关系问题相互矛盾的方案。首先,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要顾全大局。其次,对物质利益的获取要在社会道义和规范的约束下有秩序地进行。最后,要把从社会来的财富,再反馈到社会中去。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同时“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也大量地在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以义为重”的义利观对由利益欲、享受欲急剧造成的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一剂良方。如今,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树立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的观念,按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要求,通过公平竞争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正确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反对一切不顾道义的自私自利行为。以义为重的义利观不仅促进经济行为的扩张,而且也有利于高尚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3.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和谐观。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通过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来保持和自然界的和谐,但是已经有了初步的和谐思想,即不向自然界永无休止地去索取,追求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④说明了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把人置于从属自然界“天”的地位来考察,认识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人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律,不能离开自然而为所欲为,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国以后,由于在方针政策制定上的偏差,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环境的恶化。我们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强化对“天人合一”的科学认识,接受这份宝贵的遗产,并加以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孟子的“仁民而爱物”之说,“仁民”是人本思想,“爱物”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爱物”而不弃人本,解决生态问题应继承这一思想。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后来开始渐渐转移到对人性关怀和生命关注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
哲学的内在本质特点。如孔子主张的“以和为贵”就是把“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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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推广到了人际关系上,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⑥也就是说“人和”是最重要的,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转向人际关系的和谐,把人向自然界追求的价值取向与人追求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的目标统一起来。
二、影响现代化的阻力性因素。
1. 缺乏开拓创新的科学意识。
虽然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具有了在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也形成了较为先进的思想方法,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由于
中国哲学重悟性和经验的原因造成的。而且历代的统治者也往往在抑制科技方面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所以在儒家的经典中是没有这类描述和褒扬的,从事技术一类的工作是上不了台面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像考科举一样,人人都趋之若鹜,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儒家典籍。人们追求仕途而放弃对科学技术的探索,也就相对地造成了技术的落后,同时科举制度也牢牢禁锢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开拓创新意识。此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与科学背道而驰的“迷信”思想,使得我们的发明技术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我国的四大发明。我们把罗盘用于看风水,把火药做成爆竹烟花;而这些东西到了西欧国家,被用作开辟新航线的工具,制成炸药、火枪,反过来侵略我们。科学技术的落后是我国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和压迫的主要原因。其次,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因受观念、地域、经济基础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滋生出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不患贫而患不均”、循规蹈矩的思想,这与现代市场观念和竞争观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⑦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国是天下中心的观念,直到近代提出的“西学中源论”还是如此认为,除华夏外皆是蛮夷。盲目地排斥外来文化,高度的自我满足感和骄傲感使忧患意识淡薄,缺乏进取心和开拓创新力,使得中华民族在近代世界的快速发展中日益衰落。
2. 缺乏竞争的驱动力。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抑制强者和创新精神的文化,俗话说“出墙的椽子先烂”,有了前人的经验告诫和“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氛围,也就没有人敢于突破这个怪圈,干出一番大的事业,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安于现状的牺牲者。由于缺少培养发挥主观能动性、竞争性的文化土壤,也就失去了进取性的文化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追求的是人的仁义道德修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⑧这种价值观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过分地讲求义而不重视利,甚至贬低人的功利目的,是与现代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相违背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会抹煞人们对实际利益和实际效率的追求,从而无法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通过利益杠杆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义利关系,既要强调义,强调对善的追求,也要重视利,注意满足个人需要,尤其是正当的个人需要,承认个人利益的存在和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
三、对传统文化两重性因素的选择性转化。
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华夏的大门,由此带来的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进行中西文化论战,争辩的结果无非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具有适应现代化的因素,和能否从西方文化中汲取有利于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条件。从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到维新派的“西体中源”论,再到五四时期主张文化全盘西化的“西体西用”论,由于这三种不同的文化选择背离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所以遭受了沉重的失败。因此我们要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有利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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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扬弃。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合理地扬弃。一定的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但由于文化具有滞后性,因而当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变化时,传统文化并没有消失,反而是跨阶段地影响与制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⑨因此我们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地综合,用历史和科学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切实把握和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本质内容,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现代化的基本精神理念,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发展和创新。例如,社会主义本来是西方的思潮,在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用中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从前我们也曾生搬硬套地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由于脱离中国的实际,所以成效不大,推广不开。
2. 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