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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述图、表和资料,将明清时期黄河下游的堆积状况分为三个阶段:1)1495—1546年,北堤已建,但有南北多股分流,在表3所示的I期的偏枯时段,豫河出现剧烈堆积。1546年后,南流诸道先后淤塞,而来水进入A丰水时段,来沙剧增,贾鲁大河河道淤阻已久,难以适应,河床急剧淤高,遂发生1558年改道,大溜沿古汴河水道经单、丰、砀、肖至徐州;虞城一带古代湖泊淀洼旋被淤淀,河床高出两岸地面,1572年创筑南堤。16世纪末,潘季驯大规模修治堤防,下游河防逐步完善,大量泥沙被挟带到河口,河口延伸率达1.5km/a,河床堆积也高达16.6cm/a;1591-1700年河口延伸降到87—239m/a,因时段过长,内含1595-1642年的枯水段,来沙较少,河口段也长期处于漫溢状(直至清初),泥沙被带到堤外,河床堆积偏低。1591-1677年低堆积时期,又恰恰与Ⅱ期偏枯时段大致吻合。2)清初,相应地是Ⅱ期丰水段,从1649年起堤防建设集中在豫河,河床纵向调整也使堆积回溯到河南。70年代靳辅治河,堤防工程向云梯关外延伸,短期内河口延伸达1720m/a[3]。河口段的延伸与加积反馈上溯,溯源淤积加剧;巧合的是正值下游Ⅱ期B丰水段,丰水多沙,河道的沿程淤积加剧,与河口延伸造成的溯源淤积叠加,下游河床出现全面加积的局面.从河患与堤防修筑的时空分布看,抬升具有逐步上溯趋势。
明清河道与原豫北故道在桃花峪附近分野,两个多世纪以来明清河道仍低于后者,沁河口至詹店未立河防,利用故道高滩御水,大水时还可分洪,“故留此无堤之十八里,以资宣泄”(《续行水金鉴》)。但是17世纪90年代,堆积发展到冲积扇顶点,甚而到桃花峪以上,无堤处才补筑遥堤。这一次加积至少持续到18世纪60年代;加积与表3的B丰水时段又恰好同步.在B丰水段后,纵向调整似乎主要在开封以下进行。明清时期的400年里,桃花峪堆积厚达5m,很可能主要地是这一丰水阶段所形成的。18世纪上半叶,豫河工程全竣,决溢和加积又向苏皖转移,河口延伸为320m/a;但这一局面维持甚短,溯源加积很快又上达到河南,在清初的基础上,兰考以下河道堆积尤甚,1781年仪封大决造成局部改道。3)乾隆仪封改河工成,下游两岸都加强了堤防,决溢与筑堤的重点,又向苏皖转移。但恰处于第Ⅲ期的1782—1797枯水时段,来沙相应较少,冲淤相对稳定;1776—1803年河口堆积降到1.2cm/a,不过这一机遇也不太长,1794年以后,决溢重心又从丰砀以下河段发展到以上,1819—1822、1841—1844年大水,中牟、开封河段大决,1851年丰县改徙夺溜、河督严烺认为当时河病之根本在豫河,“尚非海口淤垫,下游顶阻之故”,豫河的加积又成了主导方面,终于促成了1855年改道。 .
明清时期的三次加积高潮、河口延伸,与所分析的A、B、C三次丰水多沙时段一一对应,而堆积的低谷和枯水时段同步;定性地认识到下游丰水状况与河道来沙、堆积具有正相关特性。尽管存在其它多种现象,但大水多沙,淤积为主的趋势仍是居多的。为使问题简化,以上忽略了河势横向变化、调整和河患、堤防自身问题的复杂关系,而且在突出河道纵向调整时,概化了整个下游河床演变,忽略局部。 。
据此,将水沙丰枯变化与河床堆积联系起来,以未来下游来水量的丰枯,做堆积的宏观趋势的关联性预测,是很有意义的。
从而,采用三门峡站天然年径流序列,借助于“灰色系统”理论进行预测计算[4],将预测段衔接在天然年径流序列段之后进行平滑处理,发现50年平滑结果最具有丰枯变化周期的性质(图1),历史与预测分析结果,变化趋势基本一致,B、C丰水时段在平滑曲线上长达110-140年左右;D丰水时段长123年左右,前后对应。从预测出的数据看,第Ⅳ周期长约147年.这与陈家其对482-1981年黄河中游水早等级序列拟合,满足信度要求后的趋势分析结果基本一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