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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制度在我国的变迁格局及发展探析(2)

2013-05-05 18:07

可见．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都会面临交易成本与规模扩大的矛盾，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规模扩大并不等于经济绩效提高。根据地以限制合作社的规模来减少交易费用，即在生产水平低的情况下．以追求较小的规模经济为目标的做法，是历史已经验证了的理性选择。但后来的变迁恰恰忽视了这条成功的经验。 

（二） 1978年以来制度变迁的整体扫视 

与改革开放前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不同，1978年后的制度变迁是以初级行为主体。对潜在的获利机会的积极追求为主因的一场诱致性变迁。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的崛起，到股份合作制的实行，到农业产业化，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认识获利机会、不断实现潜在收益的过程；制度变迁从发生到推广，总是一个不断“学习”——信息成本很低的借用和移植的过程；从收益分配的角度看．也是一个不断追求帕累托最优、不断接近帕累托最优的过程。 

1978年以来制度变迁是一个对多种互补性制度不断选择的渐进变迁过程。各种制度间不但存在互补竞争关系，而且其间的替代也5主意寻找交易成本低的变迁路径．双轨制至今还是一种有效选择。在大包干依然发挥巨大作
用的同时，产权形式和实施机制的创新日趋繁夏多样化，合作制度也成了大的制度分蘖母体。 

1978年以来变迁还以初级行为主体日趋活跃、国家行为日趋冷静为表象，后者集中表现 为国家角色由市场上的运动员十裁判员员向裁判员的转换，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由刚性（僵比不变）变为弹性（富有包容性和对现实的适应性）。 

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正因为有这些待点才会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但是，这场制度变迁却又明显表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弊端。在市场比进程中，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迟缓，就是农村经济制度需求难以满足的原因之一，也是合作制度创新成效有限的原因所在。

（三）告别私有产权并极力追求“公平’（1949～1978年） 

关干农业合作的重大决策形成于1953年以前。决策依据是对当时出现的两极分化、中农化、富农经济等现象的综合分析，对旧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估计和原因探讨。以及政府强烈的想把中国引向富强的使命感；也体现对意识形态绩效的追求，对不公平增长方式的舍弃和对公平增长方式的偏好——这表现为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刻意缩小和以产权的不断公有比为缩小分配差别的手段。而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约翰逊也说，“‘经济平等的成本对任何希望增长的处于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来说．可能都是巨大的；待别明显的是，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长的极大突发，一直是同极大的意外收益的前景和结果相联系的，所以．一个热望取得迅速增长的国家过于强烈的坚持旨在保证经济平等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政策，似乎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限制对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以收入差别为前提。因此，政府当时对公平增长方式的选择，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但也由此丧失了不少的经济增长机会，制度创新的绩效也大受削减。这可以从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变迁中看出。互助组为初级社取代，是因为其规模效益有限，更因为它依然是较完整的私有产权。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产权形式——初级社的效率尚未发挥出来就为高级社所代替，原因之一就是高级社是较完整的公有产权。人民公社取代高级社，则说明国家除了要用产权的公有化实现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外，还要通过建立全新的、完备的社区治理机构来控制农民甚至农民的思想。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农民较完整的退出权以形成社内农民的自我实施机制，有效地化解了合作社解散的风险。初级社以使农民获得较互助组更大的剩余享益权作为交换条件．从农民完整的私有权中．分割出一部分归合作社控制的剩余控制权，以私有土地入股的形式构筑了合作社的共有产权结构；生产股份基金的交纳无疑又增加了合作社的产权权重。由于农民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而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成正相关，农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合作社的管理者努力改善合作社的经济绩效，还可以参与合作社的分配等重大制度决策。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拥有较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使他们可以较自由地退出．也使他们倾向于维持合作社的稳定运转，从而自觉形成一神防范大多数社员退出以至合作社解散这一风险的自我实施机制（林毅夫，1990）。 

较完整的退出权是初级社制度的关键。但形成初级社自我实施机制的还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国家借自身暴力潜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农业合作之初实施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灌注．这使全新的主流意识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其内在现定之一就是支持合作社，要求农民加入合作社。这就使单个衣民退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成培加大。 

另一原因是合作社增加了对生产监督管理者的激励，给他们以较多的剩余权，如地位的改变（从地位低下的“泥腿子”到一方的领导）以及相应的收益（荣誉以及误工补贴）等（A．AAlchian、and H．Demsetz，1972）。 

最重要的在于合作社是一种由私有、共有和公营组成的混合型产权结构。除了由公营带来和用于公营的公共积累产权归属不明外，每种产权都能获得其相应收益；而公共积累这时所占比例并不高，《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规定，初级社应留全年收入的5％～10％作为公积金，1％～2％最多3％作为公益金。产权不明晰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 

此外，初级社既继承了由私有观念形成的标准行为，又承继了相沿已久的农民间合作互助的传统，从而借传统的“行为标准化”功能减少了交易费用。 

总体来看，初级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曾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原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