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完善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2)

　　(三)建立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农民真正享受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已具备了建立全民低保的经济条件。据2006年5月28日《北京晨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实现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实现全民低保，是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一定要尽快建立起来，而全民低保作为其中的第一支柱，应该作为‘十一五’期间的约束性指标”。2006年9月在京举行的“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上，吴敬琏的这一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算了这样一笔账：目前实现全民低保只需要为部分还没有建立这一制度的农村地区及城市中部分被漏掉的居民提供低保，上述两类低保人口的数量不会超过3000万。低保水平按人均每月50元计(因为这些人中的多数是农村人口，有一定的土地保障，其低保标准低于城市)，需要“新增投入资金”不会超过 180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05年财政收入31628亿元的0.6%还不到。况且近几年来，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每年都有10%以上的增长率，拿出其中很小一部分即可解决这一问题。

　　(四)改革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水平太低，根本起不到保障作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自身，不仅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同时也使这一制度缺乏社会互济性。在目前参保的人数少、制度还未最后定型的情况下，应及时改革，以避免过多的转制成本。新的农民养老保险可以考虑建立个人账户基金积累制，具体做法可以参考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在资金来源上，应采取个人和国家共同缴费形式，增加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应确定一个适度的缴费标准，既要让缴费各方承受得起，也要不影响养老保险水平。国家缴费的资金目前可以使用国家支付给农民的种田补贴金，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缴费可从财政资金拨付。应建立专门的农民养老保险机构，负责投资事宜及待遇支付。在投资方向上，国家应进行必要的干预，确保一个适宜的基金收益率，然后将养老基金投资到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事业上，这样可减少国家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减轻国家负担，把有限资源用于更需要的地方。随着制度的成熟，基金会大量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还可放宽用途。

　　(五)加强农村教育保障。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费用持续攀升，教育花费已成为中国农村致贫的首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所用的开支占了家庭收入的32.6%。一个家庭以1/3的收入来支付教育开支，而国家的教育投入还不足GDP的1/20(在全世界位居下游)，这意味着国家将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教育机会平等化的职责推卸给了社会，摊派给了每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群体的中国农民要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却又越发地会使家庭陷入贫困境地。在当前一时无法改变教育产业化的前提下，就需要国家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来尽量减少这一政策的负效应。中央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政策只是在局部调整了教育政策，减轻了部分农民教育支出的负担。国家还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初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投入，如办农民夜校等，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使之掌握一技或多技之长，为建设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力支持。

　　总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彻底改善“三农”境遇，实现农民国民待遇的最好时机。现阶段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为新农村建设这辆列车铺好“铁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