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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2)

2015-04-27 01:42 　　二

　　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在人口数量消长的基础上展开的。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发时间早，人口相对集中，因而自古以来，华北地区就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迁出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就征发数十万人越南岭、征越族，在岭南地区建立郡县，这可以视为北方人口南迁的先声。至西汉后期，华北平原地区人口集中，而长江流域人口却相对稀少，江南虽开发困难却易于维持生计，故而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成为人口流动的主流。大而言之，自秦汉至元末，华北地区的人口南迁出现过三次高潮，即西晋永嘉年间、唐安史之乱后和南宋靖康年间。这三次南迁高潮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间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均在百万以上。葛剑雄先生明确指出："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 中国 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510页。）时至明代，南方地区不仅再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华北移民，而且连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边疆、山区和海外寻找出路了，中国人口流动由此进入新的 历史 时期。

　　明代，尤其是明初，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主流是本区域内的自迁，即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元末明初，中原地区再一次陷入混乱的局面，先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继则朱元璋出兵江淮，举师北伐，收复中原，北定京都。加之元末以来，中原地区灾荒频仍，水旱并袭，致使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则风调雨顺，天灾人祸很少波及，是一个相对人丁兴盛，安定繁荣的历史时期。《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万余，河北人口189万余，而山西则有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人口之总和（注：《明太祖实录》卷14。）。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则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注：《明太祖实录》卷193。）当时，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平阳一带人口稠密之县，且地处 交通 要道，以此作为迁民的重点就是很 自然 的事情了。据载，明政府曾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广胜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广胜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成为移民外迁的集中地，于是便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来世代相传、绵延神州的民谣（注：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碑刻、族谱、传说等极为丰富。详见张玉吉等《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从明代山西移民的迁出地来看，除洪洞而外，平阳、太原、泽州、潞州、辽州、沁州都有大量人口迁出。而移民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豫、冀、鲁三省。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是：河南省之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河南府、汝宁府、南阳府；河北之北京、真定府、广平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山东之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另外，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也吸收了不同数量的移民。

　　清代以来，全国人口总数迅速增加，内地大有人满之势。与历史上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流向不同，这时大量内地人口开始向东北、西南、西北等边缘地区迁移，形成了内地向边疆扩散的移民浪潮（注：参见行龙《人口 问题 与近代 社会 》，人民出版社，1992年，102-103页。）。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计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其势日益浩大，成为中国移民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华北地区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俗称"走关东"。关东为满族发源地，清军入关后，以其为"龙兴之地"而禁止汉人自由迁入，但关内民人，尤其是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人口向此地的流动一直连绵不断，民国以后形成高潮。史载，康乾之际，清政府多次颁布法令，厉行封禁，禁止流民移入关东，而事实上内地人民自发地流迁一直在进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地方所有商贾、工匠、佣工等三四万不等，多系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之人"（注：《盛京通志》卷129。）。时至近代，沙俄大有吞并东北之势，因此朝野上下移民实边"以固边圉"的呼声日渐高涨。自咸丰年间开始，清政府部分开放东北，光绪初年全面开禁，并采取放荒、免税、补助等措施，积极鼓励关内人民到关外开垦荒地，"直隶、山东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众多"（注：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4，《贡赋》。）。清末中东铁路通车后，关内人民向东北流迁的浪潮更加扩大，到宣统年间，东三省人口总数已达到18415714人，其中奉天省人口从咸丰元年的2581951人增加到11018517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人口增加4.27倍。民国建立后，"走关东"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所不同的是，清代奉天、吉林二省吸收移民较多，民国时期，黑龙江省则成为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据国际联合会《中国代表处说帖》中的统计，仅1927年到1929年，三年中黑龙江地区的移民即有112万人（注：引自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413页。）。就迁出地而言，山东人最多，其次为直隶，再次为河南、山西两省。有人估计，到1911年华北地区移入东北的人口达1000万人，而山东即占70%至80%（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 科学 院出版社，1987年，20页。）。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与"走关东"相呼应的是"走西口"。"西口"即指河北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除了从东部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出关外，大多经由西口。因而，"走西口"几乎成为华北民人移入内蒙古地区的代名词。清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对塞外地区实行封禁。康熙以后，随着"招垦令"在全国逐步推广，清政府对口外蒙古的封禁稍为松弛，汉人已大量迁入察哈尔地区。雍正时设置多伦、张家口、独石口三厅，至乾隆年间，仅张家口同知属下即有村落286个，约计6000户，3万人，估计三厅村落总人口在5万左右，且全属移民（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455页。）。乾隆十四年（1749年），华北各省百姓往"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万"（注：《大清会典事例》卷994。）。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紧邻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处沿边，土多沙漠，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春出秋归，岁以为常"（注：《皇清奏议》卷55。）。承德地区在乾隆以前"本无土著"，至1827年移民已达16339户，110171人（注：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内蒙古西北部地区，自康、雍朝始即有山西、陕西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族人租地垦种，由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多有汉人足迹。嘉道年间，在天灾饥荒的逼迫之下，华北四省及陕西、甘肃等地饥民，更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蜂拥塞外，觅食求生。

　　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威逼之下，对内地人民移向塞外，实际上采取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光绪后期，完全废除禁令，并设招垦局鼓励移民，河套、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喀喇沁、科尔沁等地，均成为华北民人的乐迁之地。归化、包头、海拉尔、满洲里已 发展 成为相当规模的边塞城镇，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人口总数即达3525937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6 计算 。）。民国建立后，在清代原有的基础上曾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1928年正式建省，仍有大量华北地区的人口移往其地。1927年的 英文 《中国 经济 月刊》曾介绍说："中国人向察哈尔的移植，不过在二十年以来才开始，而现在这个特别区，几乎有一半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耕地连接着耕地，好几百个村落和许多小的自治城镇，已经成长起来。"至建省前，察哈尔、绥远两特区，"统计开放土地，无虑十余万顷。"（注：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三联书店，1957年，662页。）需要指出的是，在"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中，早期仍以山东人为多，康熙帝在1712年的一道上谕中提及"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50。）。其后，直隶、山西及陕北民人亦逐渐增多。而清末民初，"走西口"人数最多者当为山西人，次则河北、山东、河南人。据载，"光绪末年，蒙地放垦，口内贫民，接踵而来，遂至后套一带，筑室耕田，俨同内地。其中以山西人为最多，其临套亦最早……山西人以外，河北省人数亦不少，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鲁、豫籍人，清末即有移入"（注：《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社会概况》，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663页。）。自光绪"丁戊奇荒"直至1949年前，华北四省中山东、河北、河南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惟山西一直没有达到"丁戊奇荒"前的人口数字，或许大量人口流向内蒙古地区当是其中原因之一。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概而言之，古代华北人口流动表现为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明代华北地区人口流动则表现为本区内部的迁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清代以降，华北人口的流向转为"走关东"和"走西口"。古代的三次南迁和明代区域内迁徙主要是军事征战及天灾人祸引起的，而清代华北人口大量向边疆地区迁移的动力则是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迁移表明，近代华北地区已承受着严重的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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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行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