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失控的历史思考(1)(2)

三

    二三十年代，江浙地区经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 经济 发展 阶段，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江浙地区 农村 经济的增长。国民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富庶的江浙地区，并在此展开经济建设和 政治 改革。抗日战争中，富庶的江浙成为敌伪攫取资源的核心地区，城乡市场及农村手 工业 也因之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人们普遍希望稳定的 社会 秩序，国民政府也希望尽快实现江浙经济的恢复。然而，好景未长，随着内战重开，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财富的掠夺，城市工业凋蔽、农村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佃业纠纷加剧，江浙农村经济资源因而枯竭。

    战前江浙农业、农家副业与手工业均十分发达，战后由于原料短缺、 金融 萎缩、城乡市场沟通受阻，依赖市场的农家副业与手工业迟迟不能恢复，严重 影响 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例如，养蚕育茧和缫制土丝是江浙农村的重要副业及手工业，八年抗战中，70%的沿海桑田被毁。在浙江，单是国民党军队砍伐的桑树，就有10亿株以上，欲图恢复，至少要10年时间。加上物价高涨，育蚕收入低微，不够维持生活，蚕农改斩桑树以种植杂粮，桑田面积更是逐年减少，产茧量也一落千丈。杭嘉湖三区在战前每年可产蚕茧33万担以上，1946年至多可收4万担，还不及战前1/8。浙江50万蚕农因此陷于破产绝境。江苏情形与浙江相似，如无锡一地，往年产茧量4万担左右，1946年收购总量只1万余担，仅及过去的1/4强。[5]农村金融机构的堕坏，也是手工业难以恢复的因素。20-30年代，国民政府致力于农村金融 网络 的构建，在经济发达的浙北地区，每一市镇平均至少有1-2家银行，信用合作社数量增加也很迅速。这些金融机构虽然在扶弱助贫方面成效不大，但对农村经济仍有积极作用。[6](p.15)抗日战争中，江浙各大小金融机构均撤至后方，原来金融业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农村金融亦成停顿状态。[7]战后，金融机构难以重建，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经济恢复更加缺乏保障。如仅浙江省要想恢复战前之桑叶、改良种、鲜茧、生丝产量，“其费用当在千亿左右。”[8]由于缺乏金融事业的支撑，农家赖以为业的蚕桑经营根本无力恢复。此外，由于内战重开，政权对农村的社会整合缺乏成效，粮食价格暴涨， 交通 破坏，民力凋残，重建中的农村市场网络再度发生断裂，农村手工业因为缺乏市场支撑而难以复苏。具有经营家庭手工业传统的江浙农村，大量劳动力不得不拥挤在土地上，农民家庭收入锐减，不仅难以支付迅速增加的赋税负担，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缺乏保障。

    战后城市工业凋蔽使大量农民向农村回流，使江浙农村的失业更加严重。抗日战争以前，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江浙两省劳动力供过于求。虽然许多农业劳动力兼有副业，但这些兼营副业的劳动力每年的副业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9个月，少的仅有3个月，实际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至于那些外出劳动力，由于上海、无锡、杭州等城市的工业生产萎缩，纷纷返流，使江浙农村失业 问题 日趋严重。战后，由于沿海城市经济恢复尚未完成，内战已再度爆发，市场萎缩，人民贫困，工业产品销路清淡，连累工业也走入下坡路。例如，到1949年初，上海大部分工业已走到山穷水尽之境，资力脆弱者已纷纷停工倒闭。纺织业尤其如此，在沪、杭等地，失业之丝织工人日渐增多。不仅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中断，且有大量城市劳动力向农村回流，农村劳动力失业问题再次激化。所以，江浙两省长期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至40年代后期更加突出。在人多地少、人口密度大的苏南和浙北地区，这一问题尤其尖锐。1947年统计杭县8个乡镇，共计劳动力270089人，其中无业者为126167人，占总量的比重高达46%。源于城乡经济恶化的农村劳动力失业，直接后果就是农村收入下降，连一些小土地出租者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注：《杭县墉栖区人口籍别、职业登记表》（1947年12月），余杭区档案馆：91-3-104。）占江浙两省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佃耕农民的生活境遇等而下之，可想而知。

    在农村经济衰退中，土地所有者转嫁资源困乏的危机，提高地租率，导致了普遍的佃业冲突。30年代，租佃制下的江浙农民地租负担已经十分沉重。在普遍盛行分成租佃制的浙东地区，地租率往往高达50%。[9]4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收入下降以及劳动力向农业的回流，依赖土地为生的人口较战前增加，地租率又较30年代有所上升。以浙江省桐乡县为例，1930年每亩田租谷为94.59-94.89斤，1946年每亩租谷增为100斤（以18两加4钱老秤 计算 ）。（注：参见五泾乡乡长因一桩田产纠纷案给崇德县政府的呈文，桐乡市档案馆：M6-1-148。）地租率加重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凋蔽不仅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生活状况恶化，也使得依赖地租为生的土地所有者受到压力，并试图将家庭经济衰退的后果转嫁到佃户身上。业主不仅可以借口佃户拖延或无力交租而提请撤佃，还可以不加名义随意撤佃，有的业主甚至对地方习惯和法令要求给予维护的永佃权也不予尊重。这对于在经济萧条中本已处于劣势的佃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佃业关系随之恶化，佃业纠纷也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佃户失去佃权后，因为对业主无能为力，不得已将“挖佃”的农户告入乡镇公所，由此引起佃农与佃农的纠纷，这一现象可以说是业佃纠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说明由地权不均引发的社会冲突已经十分普遍。现实亟需国家采取有力的措施缓解乡村中“人与人为敌”的对立状态。然而，国家政权不仅对改革土地制度无能为力，对分成租佃制也采取纵容政策，这样 自然 不能缓解佃业纠纷，地主阶层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冲突难以避免。

    在上述家庭经济凋蔽、失业增加和佃业纠纷转剧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为了支付内战等巨大开支，仍要加紧对江浙农村的掠夺。如浙江省政府为了催征1946年的田赋，不仅要求各县派遣科员以上人员下乡实地督促、保甲长挨户催督和检验，还通饬警察机关协助追征。（注：《浙江省三十五年度田赋紧急催征办法》，新昌县档案馆：M1-1-162。）如此竭泽而渔的结果只能是农村经济资源枯竭，农民生活陷入绝境，国家不但难以从农村获取资源，反而使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学者们在 总结 1940年代后期社会控制失败的根源时，往往从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来加以 分析 ，将社会控制失败归咎于国民政府的政治衰败、统制经济政策及其未能致力于抗日战争结束后的重建和恢复。（注：周念忠、祝灵君：《从政治发展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重庆：《探索》，1999年第1期；汪朝光：《战后初期 中国 经济恢复与重建的若干问题》，上海：《复旦学报》，2001年第4期。）也有学者从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接触的层面予以思考，认为地方势力过于庞大及其盘根错节使国民政府无计可施，不得不在阶级冲突的农村中竭力维护现状，因而难以建立起一套富有活力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注：吴贤辉：《一个被 现代 化变革浪潮所淹没的政府——再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衰亡》，泉州：《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唐贤兴、唐丽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整合失败与现代化计划的受挫》，南京：《江苏社会 科学 》，1998年第5期。）然而，40年代后期社会控制的失败有其更为深刻的 历史 根源。因为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顶点，此时农村经济崩溃加剧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性冲突和农村与国家的对抗，而社会结构中精英阶层的缺位，土豪劣绅和小规模割据势力的膨胀，又增加了国家控制乡村的成本和困难，保甲重建失败使走投无路的国家政权更多地诉诸暴力，但无论何种手段都难以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更难以遏制农村社会结构崩解的趋势。在此种背景下，经济恢复也好、政治重建也罢，都会在农村社会冲突加剧的现实中流于纸上谈兵，更遑论建立“民主自由”的结构了。种种迹象表明，一个 时代 行将结束，整个社会需要从根基上重新构造。

【 参考 文献 】

     [1]　老港乡[A].南汇县志资料(7)[C].内部资料，1987.

    [2]　钱林祥.解放初南汇县剿匪肃特简况[A].南汇县志资料(7)[C].内部资料，1987.

    [3]　杨浩庐.新四军领导苏常太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纪实[A].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C].内部发行，1982.

    [4]　李学昌.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1.

    [6]　程振基.农民放款之过去、现在与将来[A].浙江省蚕业指导讲演会讲演录[C].浙江省农业改良总场蚕桑场，1933.

    [7]　张振化.浙西金融问题[M].浙西民族文化馆印行，1943.

    [8]　徐世治.战前浙江之蚕丝业[J].浙江经济（第一卷第三期），1946(9).

    [9]　陈璞.新昌之社会调查(A).新昌地方史志丛刊（第一辑）[C]，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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