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研究：一个正在兴起的热门课题(1)(2)
2015-07-13 01:18
导读：与之不同的是着眼于供给方面(supply-side)的 研究 ，其中，治理观念转变 理论 所强调的是物质和财政资源的供给 问题 。这一理论认为，在实施 社会 管理的
与之不同的是着眼于供给方面(supply-side)的 研究 ，其中，治理观念转变 理论 所强调的是物质和财政资源的供给 问题 。这一理论认为，在实施 社会 管理的实践中，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某些公共物品的供应职能由非政府组织承担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因而开始有意识地谋求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在一国范围内，政府不仅营建了有利于非政府组织 发展 的制度环境，并且动用国家资源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区域或社区的 经济 开发方面所开展的项目活动。在国际社会中，各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向贫困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救助和开发性援助。这一事实正是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得到迅速发展的关键。（注：OECD,Voluntary Aid for Development: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Paris:1988,OECD;J.Clark,NGO-State Relations:A Review of the Prineiplal Policy Issues,in D.Hulme & M.Edwards,Too
Close for Comfort?NGOs,States and Donors,London:Macmillan,1995;R.Holloway(ed.), Doing Development:Government,NGOs and Rural Poor in Asia,London:Earthscan,
1989.）利他主义“外溢”理论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的供给问题。这一理论主张，尽管有悖于理性人的普遍认定，但真正利他主义者的存在以及部分追求非物质性个人私利如荣誉名望和社会 影响 力的人们投身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往往会产生“外溢”效应，感召和动员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参加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活动。这一情形是新的非政府组织不断出现和既有的非政府组织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注：C. Handy,Understanding Voluntary Organizations,London:Pelican,1988.Philip J.Eldridge,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Indonesia,KualaLumpur:
Oxford Univ.Press,1995,pp.3-16.）
但较之于对非政府组织的发生学研究而言，学界更关注的还是研究和 分析 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作用和影响，希图由此观察 现代 社会变迁的趋势。（注：Michael Edwards and David Hulme(ed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London:Earthscan,1996,pp 3-17.）这方面的研究表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形，对此一题域感到兴趣的学者往往会凭依自身所受的学科训练以及以往研究的知识积累而进入研究，而其研究所得当然也就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讲，这类研究涉及三个向度：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与
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非政府组织与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冷落已久的经典学术论题，市民社会理论却在近二十年间得到广泛的复兴和拓深，很快成为主流派知识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形成了一股可以称之为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注：参见邓正来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这一学术演进状况与堪称“全球性结社热潮”（注：Lester M.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Foreign Affairs,Vol.73(1994),No.4,p.109.）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在时间上恰好是同步的，因而两者相得益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为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校验的素材，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也为观察和理解非政府组织准备了学术视角和思辨知识；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因而在实践中更具有发展的冲力，市民社会理论也获得了经验上的普适性支持。尽管市民社会论者之间的观点分歧极大，但大都将志愿性、中介性的非政府组织看作是市民社会的核心结构要素；这些组织既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训练、必需的机会和手段，同时也为公民自治和自我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必需的组织和形式；正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获得了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进而成为抵御国家权力和职能过分扩张、防止商业市场系统过分侵蚀的根本保障，成为民主 政治 的牢固基石。在这种理论框架支配下的相关研究特别关注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变迁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具体作用，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日常活动中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它们吸收其成员并动员社会大众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者又倾向于将这些组织看作是参与民主的新形式。（注：参见Stephen N.Ndegwa,The Two Faces of Civil Society:NGOs and Politics in Africa,West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Hartford:Kumarian,1998;Julie Fisher,Nongovernments: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West Hartford:Kumarian,1998；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 科学 文献 出版社2000年版）至于在国际上活动的跨国性非政府组织，学界有人将其看作是在政治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全球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的重要表征。（注：J.Smith,C.Chatfield & R.Pagnucco(eds.),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World Politics: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1997,Syracuse Universi tyPress.）
较之于上述更侧重于社会理论和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而言，有关非政府组织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则显得相对有限和平实，却也不乏新意。就此而论，非政府组织研究与最近十余年来兴起的所谓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讨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人们至今仍对治理和善治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在强调其作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应当由政府与公民实现共同合作、共同参与这一点上有着基本的认同，在强调社会秩序和权威得到公众普遍认可和自觉服从的合法性、政治信息必须公开的透明性、公民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责任性、人人平等且依法统治的法治原则、运作低成本和机构设置合理的效率性是为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要素这一点上也有着基本的共识。（注：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正是在这一讨论中，人们将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关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问题且活动于特定公共政策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视为新型治理或善治的关键，视为超越传统善政和统治概念及其实践的必行途径。（注：P.Hirst,Associative Democracy:New Form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overnance,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Cambridge:Polity,1993.Jan Kooiman,(ed.), Modern Governance:New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London:Sage,1993.）在此基础上，有关研究集中于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领域介入政府决策过程的方式及其结果，某些国家的政府如何实行改革以在新的制度空间内吸纳和采用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努力。（注：D.Rajasekhar,Decentralize Government and NGOs;Issues,Strategies and Ways
Forward,1999;Joseph Semboja and Ole Therkildsen(eds.),Service Provision Under Stress in East Africa:The State,NGOs & People's
Organizations in Kenya,Tanzania & Uganda,1999.）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治理和善治的讨论，就是主张国家权力向由各种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网络 所构成的社会的回归和扩散。这一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市民社会理论思考脉络的延续，尽管其着眼点更偏重于政府和政府政策的改变。
与上述论题相关的是，经济发展既是各国公共政策日程中最重大的问题，也是非政府组织工作的重点，因而在有关非政府组织研究、特别是发展 中国 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集中探讨非政府组织与经济发展问题的著述占有相当的份量。长期以来，以探讨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济发展道路为其目的发展经济学，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历史 经验和部分新兴 工业 化国家的实践，一向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经济起飞”的前后，由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国家领导人通过政府的政策选择和执行而推行特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或项目，对于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意义。但发展中国家多年来的实践却表明，照搬西方的经验固然大多无效，而所谓政府推动型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困境更是远多于所可能带来的好处。（注：参见［法］勒内·杜蒙和玛丽—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病态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和1984年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诸多从事经济发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无论是在最贫困的国家为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还是市场条件初具雏型且经济发展状况有所改善的国家，非政府组织都十分活跃。较之于政府部门的政策行为，非政府组织在深入居民社区方面所具有的“草根性”和“亲和性”，在提供开发性援助时所强调的公民参与和自主开发，使得非政府组织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效益；（注：John Clark,Democratizing Development:The Rol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West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Hartford:Kumarian,1998;Thomas F.Carroll,Intermediary NGOs:the Supporting Link in
Gzassroots Development,West Hartford:Kumarian,1998.）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与政府领导人急功近利的做法相反，非政府组织更重视环境保护和节省能源，更强调公众观念转变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因而从根本上有利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类直接的观察促使有关学者意图进一步探讨其间的关窍所在，找寻其中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一些研究结论则认定，非政府组织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活动提供了一些替代性的选择，一条走出贫困的新路。（注：参见Eloy Anello,NGOs In Latin America:Issu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GOs Involved in
Development,1991以及由英国“海外开发研究所”主持编写，由英国Rortledge公司出版的“Rethinking Role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丛书：J.Farrington & A.Bebbington,Reluctant Partner?Non-governmehtal Organizations,the State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Babbington & G.Thiele,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Kate Wellard &J.G.
Copestake,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in Africa;J.Farrington & D.J.Lewi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in Asia.）
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三个向度的研究是相互联系的，都涉及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这些研究也都对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持有一种相当积极和充分肯定的基本评价。就 目前 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而论，这些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研究取向和基本评价构成了相关研究的主流意见。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于非政府组织的消极一面，指斥上述研究有将非政府组织“神话化”的危险，有将个别结论放大至适用所有非政府组织的“化约论”趋势。尽管这类批评确有言过其辞之嫌，但其间所指出的问题如内部管理的官僚主义化、组织本身的个殊化与意图实现的宏大目标之间的深刻矛盾等等，（注：David Lewis and Tina Wallace,New Roles and Relevance:Development NGOs and the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Challenge of Change,2000;Naoki Suzuki,Inside NGOs:Managing Conflicts Betw
eenHeadquarters and the Field Offices 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1997;Ian Smillie,John Hailey,Managing for Change:
Leadership,Strategy and Management in Asian NGOs,2000.）也是有一定道理而必须加以注意的。
非政府组织研究在中国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并行深入、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增长而社会开始大规模变迁为特征的新时期。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以后，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有本文所讨论的非政府组织特征的各种社团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在数量和种类大大发展的同时，其组织独立性明显增强而合法性也日益得到确认，在社会上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和职责，也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直接和频繁地与之接触或交往的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持有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终极关怀的中国学人的注意，同时改革开放以后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和交流也启发着中国学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逐步开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尽管这些研究因其操作者的观点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课题名目、研究进路和学理结论，但其所关照的现实却是共同的，因而其指向也具有共同点。倘若能够以较为宽泛理解的非政府组织定义来考察，那么可以说，中国学者的非政府组织研究因目前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而具有自身的特色，以其所涉及的范畴而论则大体上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既包括引介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包括依据中国语境的经验所展开的理论反思。（注：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有关社团组织的研究，其中既有大量的学理性实证研究和历史研究，也有出于政府公共管理之需的对策性研究。（注：王颖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三是有关 农村 村民自治委员会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组织的研究。（注：参见社科院农村所：《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农村组织与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徐勇：《中国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振海和王存慧：《新视角下的政治：关于社区政治发展的专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四是在第三部门研究的名义下集中于对民办性质的社会公益事业或组织的研究。（注：例如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门研究丛书”，包括由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秦晖：《政府与 企业 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孙力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郭于华等：《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周志忍等：《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构个案研究》、中国 科技 促进会：《捐款是怎样花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报告》、苏力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 法律 环境》等。）这些方面的研究为未来更加丰富且深刻的研究成果准备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因而可以预期的是，非政府组织研究在中国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囿于篇幅，本文只能简单地考察和回顾在非政府组织研究方面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研究发现和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努力。其实，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非政府组织研究尚处在知识建构的早期阶段。与其说这一研究题域以其具有诸多得到公认的理论范式为特征，不如说是以大量精彩纷呈的非政府组织个案研究为特色。就此而论，本文所引证的文献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初步阅读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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