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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改革忌过分理想化(1)(2)

2015-08-04 01:09
　　我们的 研究 并非绝无仅有，九十年代以来，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研究报告相当多。只要查阅一下九十年代以来国内 经济 学界的核心专业刊物，不难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对于国内经济学界来讲，指责国有资产流失并非什么新发现，现在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资产流失现象何以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国有 企业 改革中资产流失现象的本质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所导致的腐败。而根治腐败，归根结底，要靠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即靠民主和法治。在 中国 ，制定出来 法律 已经不少，但有多少法律得到了有效执行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法规和程序能够得到尊重和有效执行？很显然，在缺乏法治和民主的情况下，指望靠一纸法律来杜绝国有资产流失是困难的。
　　那是否意味着，在民主法治没有确立之前，我们应该放弃改革？我想多数国人都不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正因为没有民主法治，我们才需要改革。同时，还应注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民主和法治需要以私有化为前提。因为，民主和法治的确立要以每个公民的 社会 独立和自由为前提。而公民的社会独立和自由又完全依赖于私有财产权利体系的确立和稳固。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资源都由政府控制，个人离开了“国有机构”连生存都不可能，就无法拥有独立和自由的主体地位。没有独立、自由的主体地位，凭什么监督和制衡政府权力？不能监督和制衡政府权力，还谈什么民主和法治？因此，只有在私人财富成为社会财富主导形态的条件下，普通公民才有可能摆脱政府意志的控制和束缚，真正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也只有当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成为这样的独立个人时，才可能确立起民主和法治。
　　于是，我们面前似乎出现了一个封闭的怪圈：只有确立了民主和法治，才能真正监督官员、约束权力，从而遏制国有资产流失；然而，要想确立民主和法治，又需要先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私有化，但在缺乏法治和民主条件下的私有化又难免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和官员腐败。由此，一部分支持改革的人士不得不无奈地说，资产流失尽管不好，却是改革的必要成本。
　　然而，这个“怪圈”以及由此派生的改革成本说都只是假 问题 。因为前已指出，国有企业即使不进行产权改革和重组，资产也在“坐失”，作为国有资产在道义上的最终所有者——普通国民，不能有效监督官员和约束权力，因而根本没有不让国有资产流失的手段和能力。就算你能堵住产权交易中的流失，也无法遏制日常运营中的“坐失”。因此，中国公众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所面临的真问题其实是另外一种抉择：加快改革，以早日结束资产无人负责的状况从而杜绝流失，还是回避改革，继续国有资产的“坐失”并为由此而生出来的无穷损耗“埋单”？
　　中国的改革不是在制度真空中爆发的，而是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渐进地萌生并展开的。这决定了中国的各项改革在展开初期必然是权力主导下的改革，它不可避免地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行政权利益的左右。回顾一下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所经历过的各项改革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在行政权利益的左右下，有选择地展开的。凡有助于行政权力机构减轻甚至摆脱经济责任和风险的改革措施或建议，都得到了积极贯彻和尝试，而那些有可能削弱官员权力或缩小行政干预自由度的改革建议，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变味，走样。但是，就是这种很不理想、很不规范的改革却循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扩大了公众的自由，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例如，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曾经诱发了一种严重的腐败——“官倒”。但是，通过这一并不纯洁的改革方式，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价格体系到市场自由价格体系的转型。这个新机制在促进国内市场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上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当前的中国所以能在一定程度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价格双轨制功不可没。当两种价格体系最终并轨之后，广受诟病的“官倒”也 自然 匿迹。这说明，解决腐败问题，归根结底要在转变制度和机制上下功夫。不改变产生腐败的制度条件，无论是指望官员的道德自律还是诉诸自上而下的严刑峻法，都不可能治本。至今国际学术界再来回顾中国的价格双轨制时，普遍肯定这是一个高度体现中国式智慧的转型方式，道理也就在于此吧。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们是否有理由对当前这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前景抱一种更积极、乐观一点的预期呢？尽管在中国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改革难免受官员利益的左右，但是改革毕竟在中国的制度体系中引入了全新的因素，它推动了资源从政府向民间的转移，它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从而有利于在中国社会里造就使民众能够监督、约束行政权力的利益格局和经济基础。
　　完全纯洁、公正、规范的制度转型当然好，谁都愿意接受那样的制度转型。但是，只要社会转型不可能凭空产生，不可能摆脱 历史 惯性的 影响 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束缚，就不可能有那种理想化的纯洁改革。公众利益真正得到维护只能是改革完成之后，而不可能是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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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韩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