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进社会公正(1)网(2)
2015-08-04 01:10
导读：显然，上述资金数额没有超出国家财政能力的可承受范围。2004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2.63万亿元，如果再加上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应当在3万亿元左右；外汇
显然，上述资金数额没有超出国家财政能力的可承受范围。2004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2.63万亿元，如果再加上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应当在3万亿元左右；外汇储备突破了6000亿美元。由此可见，国家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 社会 公平保障体系的实力。
至于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可否作这样的考虑：其一，在新增财政收入支出当中确定一个较大的比例，并形成惯例。此举相对来说更容易被人接受，可行性程度高。这方面，可以借鉴上海的作法。2005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新增财政支出当中的70%用于基本民生。其二，将已有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作适当调整。比如，可以将用于竞争性领域的支出逐渐减少，大幅度减少豪华性公益工程的建设支出。其三，以土地换保险。将一部分用于补偿征地的资金用于被征土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四，发行专项国债和福利彩票。
需要提及的是， 目前 对于国企老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 历史 欠账”约为2.5万亿元。对于这一部分的缺口，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的专项切块，如通过减持国有股、动用部分外汇储备等 方法 ，来陆续冲抵。
在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方面，国家需要做的另一方面的事情是，通过立法、监督、执行和引导，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包括：制定《社会保 障法》以及相关的 法律 法规；修改《劳动法》，制定相关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予以切实的落实；逐渐实现政府的职能由 经济 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换；确立劳动监查机构的权威地位，加强劳动监查队伍的建设；妥善解决已有的征地、拆迁等 问题 ，并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建立同 现代 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等。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美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机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得美国深感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1935年，以制定《社会保障法》为标志，美国开始系统地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 中国 目前的人均GDP同当时的美国大致相仿，均为4000多美元。况且，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国家现在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财力，均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美国；我们在社会公正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可以借鉴的各种经验与教训也要远远优于当时的美国。所以，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在建立初级的社会公正保障体系方面，我们应当也能够比当时的美国做得更好。
显而易见的是，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难点，既不在于资金问题，也不在于其工作的难度问题，而在于我们的基本观念是否实现了真正的转换。只要我们真正确立并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将社会公正放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许多具体的思路和方法也就能够作出相应的合理调整。
三、建立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不能说是不正常的。例如，当前全国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的比例是80%多，中等收入者只占全部城市居民的10-15%。这样的收入结构，不是一个健康的结构，不可能造成一种和谐的社会局面。要想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必须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分配结构既是公正的，也是和谐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得到社会各个层面人们的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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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指，在全体社会成员当中，收入较高的社会群体和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的比重都比较小，而居于两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最大，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是中等收入者。
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公正性：它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普遍受益、共享社会 发展 成果的具体状况；反映出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基点（
数学上的大数原则）的制度设计的公正性和社会政策实施的力度；也反映出社会成员的实际能力与收入状况之间的合理对应，因为在一个社会中能力强者和能力低者均占少数，而能力居中者占多数。
为什么说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最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安全运行？起码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人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很难对社会有一个积极认同的态度，就很希望瓦解现有的社会秩序，希望重新产生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分配结构；但是，当人们普遍拥有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像样的家庭财产，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时，就会希望社会保持一种稳定的局面。
第二个理由是，中等收入者相对来说更容易遵守法律法规。就一般情况来说，中等收入者的文化水准高一些，理性化的成分多一些，心态也比较稳定。这样，中等收入者就更倾向于通过法律法规来协调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个理由，中等收入者是富人和贫困人口之间的有效缓冲带。在一个社会当中，富人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相对来说最容易产生隔阂和冲突。而中等收入者群体同这两个群体相对来说容易相安无事。这样，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如果很大，那么，就可以比较有效地缓冲富人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第四个理由，大比例的中等收入者群体能够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使其处境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弱势群体只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摆脱其弱势境地的。这就需要社会的援助。就总体而言，社会援助的力度取决于公共投入的力度。而公共收入的多少取决于税收的状况。税收的多少则取决于经济状况较好的社会主要群体比重的大小。在一个社会当中，富人群体成员的比例不可能太高，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要群体。这样看来，只有中等收入人群才能成为经济状况较好的主要群体。在一个社会当中，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比例如果能够占据主要位置，比如说达到80%的比例，那么，不但能够具备大幅度改善弱势群体处境的能力，而且同时也就意味着减小了弱势群体成员的比例，减小了援助弱势群体成员的压力。以中国为例，假设在十三亿人口当中，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达到了80%。那么，以十亿中等收入者的力量就能够有效地援助三亿弱势群体成员；但是，如果倒过来，只有三亿中等收入者，那么，依靠三亿中等收入者的力量来援助十亿弱势群体成员，试图使其处境发生大幅度的改善，则是不可能之事。
第五个理由，中等收入者对于经济滑坡和经济危机的承受力较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都不可能是完全平稳的，总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波动、摇摆甚至是某个时期的滑坡和萧条。对于贫困者来说，经不起经济波动和萧条的打击。他们的收入水准本来就只是刚好温饱。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旦恶化，就意味着贫困者可能连温饱的日子都要受 影响 。而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虽然会对生活水准产生不小的影响，但还不至于影响到其基本生计的地步。日本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小的国家，中等收入者占据着压倒优势日本有一个流行说法，叫作“一亿皆中流”。意思是日本的国民都是中等收入者，所以对于困难的抵抗力很强。相比之下，美国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虽然也很高，但不如日本的比例高，贫困者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贫富差距也比日本大得多。所以，当美国和日本遇到同样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商场明显地会呈现出一种萧条的局面，而日本商场的萧条程度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明显；美国的民怨往往会比较大一些，而日本的民怨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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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理由是安全系数的简单 计算 。贫困群体当中对于社会不满的人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假设每十个贫困者里面就会出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我们再假设，一个国家当中只有十万个中等收入者，一百万个贫困者，而一百万个贫困者当中就会出现十万个对社会不满的人，这样，平均每一个中等收入者就会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者。所以，这种状况下的社会的安全系数是最低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如果情况倒过来，假设一个国家当中有以前一百万个中等收入者，只有十万个贫困者，而十万个贫困者当中会出现一万个对社会不满的人，这样，平均每一百个中等收入者才会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者。这时社会的安全系数毫无疑问是很高的，社会是非常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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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吴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