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村干部蜕变的特征及其原因(1)(2)

　　(三)信息优势。“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理性的代理人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谋取自身利益”[9]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村干部拥有更多村里的信息,并且可以利用乡镇干部信息缺乏的弱点而使乡镇干部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在纯农业村,信息渠道来源不多,就为村干部提供了解释,传达中央、省、市、县、乡镇各级政权制定的政策和制度的机会,也就使得村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上级制定的法规政策进行新的解释、对其不利于自己的政策法规进行过滤和扭曲。村干部生在村里,又在村里长大,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村里有多少人,有多少亩田,谁去了哪里做什么事,谁的家里养了多少条猪、喂了多少只狗,谁的亲戚有没有在外做官等等,这些芝麻小事,乡镇干部根本就不明白,只能听村干部的。离开了村干部的配合,乡镇干部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从下手。如在转型时期,流动人口明显增加,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不少的麻烦,一些外出务工者早生、超生现象数见不鲜,乡镇干部根本就无法统计,而村干部就是看到乡镇的这种情况,自己就对这些违反计划生育的人进行罚款,罚款的钱就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乡镇政府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信息的缺失,对村干部也是无可奈何。

　　(四)个人能力较强。村支书是由上级党组织任命的,其一般是村里经济实力强、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党员。而村委会的干部则是选举出来的,相比较而言也是村里的能人,“在半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已由熟识变为认识……由礼治变为法治,由无讼变为契约,由无为变为有为,由长老政治变为能人政治。”[10]能人治村是落后的乡村的一种常态。而这种能人由于个人在村里的地位,使其蜕化加速。村民拿他没有办法,上级组织也上一样是无可奈何。这样的村干部为虎作伥,鱼肉百姓,山高皇帝远,就成了村里的霸王,地头蛇。

　　(五)村级组织的地方性和非行政性。“村级组织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非行政性。乡镇领导对于村级干部的管理表面上是强性的,而实际上却是软性的。”[11]村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多数是农民,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不拿国家工资,不是行政管理者,也不是执法者,那些约束国家公职人员的条条框框对他们不适应。但是村干部虽然不是税务官却要收税,不是行政人员但是要收费,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却要管理一定的公务,如村的计划生育、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乡—村干部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我说你听”,“我指你做”,“我强你弱”,身份地位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在和村委会进行社会交换的行动中,乡镇只有强化控制才能保持现状或者增值。”[12]但是这种强化控制在村民自治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新时期,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乡村社会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以村民自治为核心,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村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现代社会首要的表现是国家的行政权,人民公社废除以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体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政体制已经成为按一定区域设立的基层政权组织,而村则是不具有国家行政组织的性质,村属于社会的范畴。“我国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是一种严格的法内自治”[13],法内自治的主要内容虽然村民对本村事务的自我管理等几项,但是村干部却可以利用这种有限的自治合法抵制乡镇过多的干预村里事务。为自己牟利腾出更大的空间。一些村干部往往以自己的职位并非由上级政府任命为由,对乡镇干部的要求置若罔闻。

　　(六)上级组织的放任自流。目前上级政府也对村干部的管理放任自流。一个不服管,村干部不想被上级政府管,一个觉得很难管,乡镇以及上级组织很难有效管理村干部。这就为村干部将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占为己有提供了方便。“因为村组干部掌握着村庄的公共权力资源,并且以维持和推动这一权力的正常运作为职责。”[14]实际上村干部仗着“天高皇帝远”而胡作非为,占有村里的公共资源,为非作歹,上级组织的放任自流助长了村干部的嚣张气焰,村干部在村里的强势地位就会越来越稳固,胆子越来越大,占有村里的公共资源也就越来越多。乡镇越要向农民收取更多费用,收取费用的难度越大,乡镇便越是会默许村干部捞取更多的灰色收入。村干部在完成乡镇下达的任务时,收取各种费用,捞取各种灰色收入,而乡镇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转型时期,在纯农业以及集体经济欠缺的落后山村,村干部的蜕化已经是一种常态,这对乡村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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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朱光磊 当代中国政府过程[Ｍ] 第二版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383 [14]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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