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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统调适与执政党(1)(2)

2015-08-29 01:07 　　无论如何， 社会 冲突具有集团性，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基本 问题 。从现象上看，社会冲突经常是个别地、分散地、微观地出现，但所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某些共同性问题，这些问题是与社会不同阶层相联系的。这样的社会冲突，我们将其视为集团性冲突。从 理论 上说，集团性冲突是以社会阶层分化和以阶层利益为单元而发生的冲突，在 现代 社会，这种冲突一般是经过初级整合后表现出来的，即经过阶层的组织体的梳理，因而具有“意见”性、集中性和明确性等特点。这时，社会冲突首先表现为“意见”冲突，而不是社会的对抗行动。应该说，我国 目前 阶层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阶层成员表达利益的要求尚不能完全按照组织化渠道来实现，由此带来了 政治 系统与社会互动的无序性。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功能尚未进行有效的调适，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也缺乏“边界”的缓冲环节，由此造成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的隔离，甚至造成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疏远。在上述情况下，政治系统的运行将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如何将社会冲突维持在低度范围之内，即整个社会处于总体平衡状态，这是政治系统调适的基本问题指向。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政治系统作出模型化的抽象（见下图），以便于进一步 研究 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
　　附图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边界”的存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具有多种功能：缓解社会冲突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将在冲突中形成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进行整合输入政治系统；调节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强度；接受政治系统的政策咨询并及时反馈等等。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政治系统的条件，而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资源分配的格局，其理想状态是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这种平衡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关系。当新的因素产生或原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如 经济 发展 状况、政治系统与政治生活的变化、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会在社会中发生 影响 作用，有可能形成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新的互动，从而社会与政治系统将为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形成，即新的社会平衡状态而展开博弈。 中国大学排名
　　　　三、执政党与政治系统调适
　　执政党即 中国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因而处于政治系统的核心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治系统调适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方式问题。所谓政治系统调适，即通过创新执政理念，创新政治系统内的组织，完善政治体制，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相适应，从而促进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并得到确认。
　　在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组织、行政组织、政党组织和政治协商组织。主要的政治权力关系有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行政、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以及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政治系统功能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反过来说，若实现政治系统有效达成社会平衡的功能目标，必须具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结构，即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具有合理性。由于政治系统的维持与运转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因而从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出发来探讨这种合理性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将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谈起。我们将“三个代表”思想视为来自社会对党的要求，或者说，这三大基本要求是对来自社会的对党的要求的概括和 总结 。可以说，这一概括与总结反映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系统的根本要求和期盼。“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的根本意义的认识。长期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停留在“打江山坐江山”、为稳固执政地位而执政的水平上。“三个代表”的思想将执政理念提升到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高水平上。第二，为执政党功能作出明确定位。在“三个代表”命题中，关键是“代表”这个概念。本文认为，代表的含义不是等同、代替或取代之意，而是整合、凝聚的意思。通过整合与凝聚的过程，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与体现。在政治体制内，这就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的定位。党的全部活动及党的自身建设都出自于这样的功能定位。第三，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功能的实现结果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以往阐述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说、思想基础说和群众基础说都具有应然的静态的特点，而从结果的意义上论述党的性质，则具有实然性、动态性。



　　现在，我们将上述理解与政治系统调适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找到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路径，也能够发现政治系统调适的具体问题。
　　1.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们需要有自主活动的空间和表达利益要求的通道。顺应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向，国家以法治的理念引导这些组织体的建立与运作，并由此确立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和互动的机制。如果说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通过职业组织得到初级整合的话，则界于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这些组织体将对社会进行初级整合。经过整合的过程，输入政治系统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已具有“资源”的性质。当然，这些组织体绝不仅仅具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功能，它们还具有重要的公共管理功能。
　　2.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人民政协一直作为党的统战组织而存在。将其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组织创新，使人民政协变成国家机关。但不是组织议院，而是组建国家咨询机关。在结构转型社会中，为适应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为进一步提升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强化政治系统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一方面要在人民政协组织中扩大政治团体的数量，使各社会阶层的组织体都有参与的机会和途径，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人民政协在政治系统中的定位。与社会结构转型相适应，必须加强人民政协的国家决策咨询和参与决策的功能，因此，人民政协应从党的统战组织的性质向国家咨询机关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建立在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并与上述的“边界”相衔接。
　　3.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国家组织的实体。党与国家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在政治系统内，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国家决策权，这一权力同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其他权力一样，来自于人民依照法定程序和民主过程的授权，由此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只对人民负责，而不对任何党派与政治团体负责。执政党按照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求，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执政方略，依法对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行使提供政治、思想与组织上的领导。政党与国家是政治系统内两种不同的组织。执政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也是不同的。在习惯上，人们总是试图从权力大小的问题上思考国家权力与执政党权力的关系，但实际上这是两种功能不同的权力，不能以大小强弱论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组织，并不能自发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执政党法定的执政权力集中体现为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但是，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机关并不具有直接领导的关系。中国既不存在议会内阁制中政党组阁的制度和机制，也不存在三权分立下的最高行政首脑直选产生的制度和机制。国家其他机关均从人民代表大会中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发挥自己领导作用的关系。从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执政党对国家行政权的偏爱已成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党应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契机，调整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由直接转为间接。
　　4.建立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咨询机关的体制性关系。人民政协转变为国家咨询机关以后，就由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组织转变为行使国家决策咨询权的国家机构，由此需要明确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协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事务的决策机关，人民政协是我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来行使国家咨询权而参政议政的国家决策咨询机关。它的主要功能是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供立法与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议案。从体制上说，这是一个必经的政治过程和程序。执政党是人民政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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