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伦理学的与时俱进(1)(2)
2016-05-15 01:05
导读：二、强化职能精英的道德责任 如果说，施密特《全球化——政治、经济和文化挑战》给予我们的主要是伦理学方法论启示的话；那么，他的《寻求公共道
二、强化职能精英的道德责任
如果说，施密特《全球化——政治、经济和文化挑战》给予我们的主要是伦理学方法论启示的话；那么，他的《寻求公共道德—面临新世纪的德国》，则在狭义的伦理问题上包含着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明智见解。在此篇中，施密特对于德国公共道德问题的严重性是深有感触的：“德国人的道德沦丧了吗？不，还不能这样说，因为绝大多数人自己还生活得中规中矩。然而，在人们针对他人做决定的场合，譬如公共领域，道德却正走向瓦解。”[2]例如：投机，哄抬股价，骗税，以自私的方式发财致富，腐败，政界、 企业 、学校和大学漏洞百出，电视全面获胜并导致思想肤浅和暴力，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教会正在失去信徒和成员，完好家庭的数量日益减少，出生率下降，代际合同面临危机，等等。他认为，这种涉及从政治家、经营管理人员、著名运动员到各种小人物的道德瓦解状况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人心目中已经失去了道德约束。对个人成就的满足感将愧疚之心驱赶得无影无踪。”[3]至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施密特认为包括：电视和 电子 媒体全面获胜；平均主义理想的彻底瓦解；1968年以来“反对权威”运动的后果；各种形式的服务业迅速取代了 工业 生产；劳动岗位转移到低工资和低社会福利水准的国家。此外，还有德国人特有的文明恐惧症，德国经济统一过程中重大失误导致的失望情绪和集体精神的丧失等。在施密特看来，摆脱目前的困境，关键在于确立这样的观点：“公共道德立足于榜样、教育、权威和领导”。这样，施密特就提出了解决当前德国道德问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强化职能精英的道德责任。
所谓“职能精英”，施密特指的是“在社会上拥有权力和影响，并且相互竞争的群体”，其“共同特征在于，他们不仅拥有权力和影响力，而且不论他们是否承认并牢记自己对公共利益负责，或者只是把公共利益挂在嘴上，他们都承担着对公共利益的责任。职能精英经常暴霹出他们所特有的利己主义，却以公共利益为幌子去掩饰它。”[4]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施密特之所以如此强调职能精英的道德责任，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确不能对美德和道德做出规定，然而，我们可以进行美德和道德教育——尤其是通过正面的榜样。……公共道德立足于榜样、教育、权威和领导，同时它还要依靠前人所创立的价值、原则和公理，有些价值、原则和公理是经过许多世纪传承至今的。”[5]他还通过回顾从摩西提出十戒到德国确立民主制的漫长历史来支持自己的上述观点。这段话看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仔细 分析 起来却意义重大，因为它涉及了现代民主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自主选择和传统权威的关系。“公共道德立足于榜样、教育、权威和领导，同时它还要依靠前人所创立的价值、原则和公理。”即以范导性的而非强制性的方法—正面的榜样—来传承经过千百年检验的道德价值、原则和公理，以重建当代德国的公共道德。这样，施密特就不仅比较合理地阐明了道德生活中自主选择和传统权威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从 理论 上比较深入地论证了强化职能精英道德责任的客观依据。
从这一角度来反思一下我国的情况，应该充分肯定，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肯定道德的个人自主选择方面，还是在发扬传统道德的积极因素方面，或者在倡导道德榜样的教育、权威和引导的作用方面，国家道德生活的组织者和伦理学工作者都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也促进了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当前社会道德生活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有些方面还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两点是：对传承经过千百年检验的道德价值、原则和公理的意义的认识还不到位；对职能精英的道德责任强调不够、监督不力，特别是对我国社会出现“四个多样化”趋势的伦理意义认识不足。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中掌握较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施密特所说的“承担着公共利益的责任”的“职能精英”，也存在着“经常暴露出他们所有的利己主义，却以公共利益为幌子去掩饰它”的情况，这种现象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也是亟待解决的。因此，当前道德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解决个人自主选择和传统道德权威之间的关系，其突破口就是强化我国的“职能精英”或“精英阶层”的道德责任。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