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4)
2016-05-27 01:00
导读：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属于水平式的社会流动，与垂直的社会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有时相伴或相随发生。边疆与内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态造成了边
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属于水平式的社会流动，与垂直的社会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有时相伴或相随发生。边疆与内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态造成了边疆移民的大潮，而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也是这种不平衡的产物。由于边疆移民的不断开发，由于边疆与内地的社会状况差异较大，故而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速度和比率也是相当快、相当大的，许多边疆移民到边疆地区后都改变了其社会关系组合结构中的地位。当然，移民者的天赋条件、自获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尽一致，其社会垂直流动的情况也相差悬殊。边疆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按其幅度的大小和速度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境遇几乎依旧如故。这类移民在迁徙后一般仍沾著于土地之上而没有进入新的生产领域，自身素质较差，社会环境的有利条件也没有赐予他们或与他们失之交臂。 1982年沈阳市西塔街道办事处修建房屋时所发现的吴俊升神道碑中有这样记载：“先世籍山东历城，以岁饥就食奉天，再徙昌图，祖天福，父玉，□□农。公移籍辽源，少为人牧羊。”吴俊升家世代务农，于咸丰末年迁到东北，但几十年都家贫如洗。该家无社会垂直流动的迹象，然而其社会水平流动却属于链式迁移，这种链式迁移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其社会垂直流动的失败。
第二种类型，移民实现了一生中流动的目的但幅度小、速度慢。福建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提及一个名叫陈创芝者，“盛年经商台湾，铢寸累积，暮岁设肆吴山。”（注：《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此人从盛年到暮年在台湾惨淡经营，备尝艰辛，终于过上一个小康生活，足见其成家立业的阶梯何等漫漫兮修远！
第三种类型，移民从社会的底层迅速一跃而成为富豪。陈逸松的祖父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因穷贫无以为生，遂于 1842年单身搭乘一条小木船飘到台湾北部的淡水港，抵岸后不知所从，只好相信命运，将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竖在地上，扁担倒向淡水的东南方，沿着这个方向走了数日，最后到达宜兰县浊水溪的地方。他在此开荒种地，两年后攒了一些钱，回到故乡将已经瘫痪的老母亲背上带到宜兰，从此定居下来。当时，清朝官员采取限制供应粮食、盐等办法以求控制高山族人，陈逸松的祖父便乘机进山贩卖私盐给高山族人，然后换取鹿茸、鹿鞭等贵重药物出卖给平地的汉人，迅速发迹，又回到故乡漳浦招募了一批又一批贫苦农民去宜兰浊水溪一带垦荒，于是，他由一个逃荒者变为宜兰第一个拥有五千多顷土地的大地主。从这一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凄凄惶惶的移民征途是一些人通向成功的道路，这种移民过程中包含了逃荒与富贵、不幸与幸运、大悲与大喜的人生沧桑世变。
第四种类型，移民的社会垂直流动贯穿于异代变迁之间。《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等处。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注：《东昌张氏宗谱书》。）嘉庆年间，张廷举的祖父兄弟三人因穷困潦倒而先后来到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因其家开设的杂货铺商号而得名）。他们在前辈的基础上残酷剥削农民，特别是从关里后到东北的农民，家业很快扩大，陆续在榆树、阿城、宾县、五常、巴彦、绥化、呼兰、克山、兰西等八九个县拥有大量房地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所载，他家仅在克山一县就有土地一千多垧，在阿城、五常、绥化和呼兰等地都开有杂货铺、粮栈、钱庄、烧锅（酒厂）、油坊，在林区有林场，在松花江岸还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匹马的大牧场，为东北汉族最著名的富商大地主之一，连清廷的副都统上任都得先来登门拜访。然而，到张廷举父亲那一代，由于日俄经济侵略势力伸入东北广大 农村 ，再加上马红眼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这个新兴的暴发户家族遂逐渐走向破产和衰落，分家析产，一蹶不振。历史的发展可谓变幻莫测，一些边疆移民的沉浮升降也常常轮回替转。 二、清代边疆移民的地区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