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2)(1)(2)
2016-12-30 01:15
导读:2. 生活水准 李中清等告诉我们,从17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有了重要的提高。这说明中国没有陷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低生育率使中国人口增长
2. 生活水准
李中清等告诉我们,从17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有了重要的提高。这说明中国没有陷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低生育率使中国人口增长与资源相比得到了控制。重要的证据之一是: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在过去的300年里没有出现下降,在一些地区甚至有所增长。李中清、王丰是根据李伯重、珀金斯、赵冈等人的观点进行这一论述的,但有着理解上的问题。珀金斯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农业产量的估计,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人口活着,证明粮食并不短缺。根据珀氏的说法,中国按人 计算 的原粮的平均产量,很少低于200公斤或高于350公斤。这一估算数据区间范围较大,所以他并不企望据此而对各时期的人口生活水平进行估测,不过,这一假设的本身仍然意味着,14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的变动[56]。
李中清引李伯重的观点:在16-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平均粮食亩产量增长了47%。我们的观点是,如果说从16世纪至18世纪是代表200年时间的话,亩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93‰;如果代表的时间更长,年平均增加的幅度就更小;如果只代表150年时间的话,亩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2.6‰。这一增幅低于同一时期江南的人口3‰-4‰的年平均增长率。另外,已有的研究也无法证明江南以外的地区的粮食亩产的增幅可能超过江南[57]。如果采用“期初--期末”这一增长幅度来比较,从明代末年至19世纪初,中国人口增加了1倍有余。但 目前 的研究表明,中国任何一个区域的亩产量在同一时期内都没有可能达到同样的增幅。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江南地区通过其他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亩产量的提高瓦解了区域内人口压力;通过商业化和贸易从其他地区获得了粮食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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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清和王丰指出另一项关于中国生活水准上升的指标是中国人的身高。按欧洲人的标准来说,中国人一直较矮。这是饮食结构和卡路里摄入量所决定的。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人均营养获取量大幅度增加,中国人身高随之增加。对几千名北京宫廷侍卫的 分析 表明:1900年左右,一般男性人口身高不超过163厘米,接近于20年代第一次全国范围身高调查所推断的城市人口身高。至1980年代,男性身高增长到了171厘米。农村地区甚至可能比城市增长得更快。这一论述或许没有错误,但要将此推广到18世纪或19世纪,却是大可怀疑的。因为,清代末年的宫廷侍卫身高理应在同 时代 一般男子身高的平均水平以上,如果18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身高已经在不断增长的话,我真的不知道18世纪或19世纪的中国男性人口平均身高会是多少?难道不足160厘米?从李中清、王丰提供的资料看,中国人口的身高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开始变化的。然而,在李氏、王氏著作的图3.3中,中国男性身高从1900年已经开始了增长。这一图示与他俩文字陈述的事实不符,有可能对读者产生误导,使人认为这一男性人口身高增长的斜线可以延伸至1900年以前。
李中清和王丰认为从16世纪至19世纪,江南地区农业短工吃肉的日子有了明显的增加,农忙季节每月20天有肉吃,一般农民也是如此。据此,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其中主要是长江下游的人,卡路里摄入量增大了,消费水平有了提高。[58]曹幸穗依据满铁在江南的调查资料而做出的研究告指出:民国年间,“苏南的农业月工、日工的工钱较高一些,大抵与其他职业的报酬相等。但是这类季节性月工及日工的劳动最为辛苦,每年盛夏的农忙季节才有人雇佣短工,为了赶上农时,雇主总是最大限度地延长雇工的田间劳动及增加劳动强度。农业短工付出的劳动远远超出正常劳动所能完成的工作量”[59]。曹幸穗的描述使我们确认:如果农业短工在强度劳动下天天吃肉,那么他们吃的肉更多是为支持为劳动而付出的体力。他们农忙时的吃肉的天数既不是他们自己的全年生活水准,更不能代表江南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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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转换到恩格尔系数更有助于认识传统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曹幸穗关于20世纪30年代苏南地区农村生活水平的分析指出:在苏南农家生活费中,食品费占57.3%。根据恩格尔系数,这是一种贫困型的经济类型。生活费中,显示生活质量的 教育 费和医药费所占的份额都很低,两项相加不足5%,它表明苏南农村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投医问药的能力[60]。关于江南及江南以外的农民生活水平,民国年间中国学者进行过许多调查和研究。根据乔启明当年的研究,1920年代,中国农民消耗于衣、食、住和燃料四项的费用,占他们总收入的82%,其中华北占85.6%,华中和沿海占79%[61]。参照曹幸穗的研究可以看出,尽管江南农民的恩格尔系数最低,但也在贫困线以下。朱玉湘最近的研究指出,在1920年代,农户年收入在150元以下者均为贫困户,而“中国农民大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150元的年收入,就“有足够的粮食维持健康,有相当的衣服保护身体,有适宜的住屋避风雨,这就是所谓温饱的水平,距小康水平还差相当远……旧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达不到温饱的水平”[62]。这类分析比李中清和王丰根据一些零星记载所得结论更加翔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