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庄选举的社会基础——以荆门市第四届村委(3)
2017-06-25 01:02
导读：五、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之间的关系体制精英是村级治理的主体，但他们的行动深深受到村民和非体制精英的牵制，在很多时候，往往是体制精英与非体
五、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之间的关系体制精英是村级治理的主体，但他们的行动深深受到村民和非体制精英的牵制，在很多时候，往往是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之间关系的状况决定了村级治理和村庄选举的面貌，因为普通村民在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积极参与*的热情，他们也大都以为自己缺少影响*的能力，在荆门这类缺乏社会关联村庄的情况尤其如此。决定非体制精英与体制精英关系的因素颇为复杂，其中尤其与非体制精英的状况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可以从三个方面作一大致考虑，一是非体制精英的数量，二是非体制精英的影响能力，三是非体制精英的精英意识和道德感。就第一个方面来讲，非体制精英数量越多，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就一致行动达成协议的能力就越是不足，达成一致行动协议的交易成本因此就越高。这种情况下，村庄体制精英往往与村中主要非体制精英结盟，而可能忽视另一些非体制精英的存在，被忽视的非体制精英因此不满，并构成对体制精英权力合法性的持续挑战。而当非体制精英较少时，体制精英可以很容易与非体制精英达成交易，这时，无论是作出有益于村庄的决定还是进行破坏村庄利益的行动，都会变得容易起来。 就第二个方面来讲，非体制精英数量越多，他们个人在村庄范围内的影响能力就越小，较小的影响能力往往会破坏他们本身的精英意识和道德感，这种情况下，非体制精英可能会有更多机会主义的行为特征，而较少原则性。非体制精英的机会主义倾向有助于村庄体制精英的收卖，从而降低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达成协议本身的难度。但是，缺少原则性且缺乏在村域范围影响能力的非体制精英即使与体制精英达成了一致行动的协议，他们也缺乏积极行动的能力，他们缺乏为村务决策而说服村民，从而汲纳村中经济社会资源的能力。他们大多只有进行消极行动的能力，比如他们在村中诸多事务中不再充当反对派，不再对村组干部的工作“挑刺”。 荆门市域农村的非体制精英正是那种细小琐碎、数量众多的类型，这样，在村务决策和村庄选举中，这些非体制精英往往通过与体制精英的结盟或反叛，而制成荆门市域村庄治理的独特面貌。在劲村，曾任村支书的赵月雄决定停发村中一些老干部的年补贴，这些老干部在村中党员选举、村委会选举和村级治理的其它事项中便频频反赵，以至于赵月雄因此不得不在派性斗争中数次输于他的竞争对手熊学信，而通过对劲村派性的解构发现，劲村派性真是一些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无原则结合的产物，他们为了一些无原则的利益而相互私下许诺、结盟，以致造成了村庄治理日甚一日的危机。 黛村的情况与劲村有些不同。黛村的一些大社员因为又硬又狠，村庄体制精英便只能从个人利益方面给他们好处，以让他们占了便宜而少说村组干部的坏话，以至于在黛村，专门为大社员批条子成为一项重要特权，也是村庄体制精英获得治理资源的一个先决条件。黛村的大社员大都已经丧失了精英意识，而黛村体制精英在与非体制精英的交易过程中，因为可以封住他们的嘴，而有了更多劣化的空间。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还是相互循环的，特别是在荆门市域农村，因为缺乏传统权威和以优势经济社会资源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权威，当村组干部的经历为他们获得了在村庄中的知名度，也使他们成为村务本身的明白人，他们知道村级治理的关键环节在何处，他们也懂得如何组织村民在选举时因事因时而宜。当这些人从村组干部的职位退下来或者落选之后，他们便成为村中最为知名的非体制精英，如果他们愿意，每件村务和每次选举，都会有他们不辞劳苦的身影，若他们这些不辞劳苦的行为加上他们与在任村组干部的合作，村级治理大都会变得容易起来。遗憾的是，荆门市域农村因为缺少职业机会，这些被迫（少数是自愿）由体制精英退为非体制精英的原任村组干部，大都会对在任村组干部不满，而且他们的不满因为他们懂得体制精英这一行当的内幕而颇见力度，以至于在任村组干部几乎每做一件事情都颇为困难。在荆门市域农村，普遍有一种说法，就是村组干部换得越勤，村里的工作就越是难做，反过来，村组干部换得勤的村庄，村务工作肯定是一团乱糟。这种说法的背后，可能就与当前荆门市域特定的村庄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的关系状况有关。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