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宗实录》与《三朝要典》的编修(1)(2)
2013-08-21 01:08
导读：《三朝要典》主要追论牵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首有霍维华论国本、妖书、之藩的奏疏，此后对“三案”依次
《三朝要典》主要追论牵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首有霍维华论国本、妖书、之藩的奏疏，此后对“三案”依次论列，各为八卷。罗列诏令章奏，编年纪事，中间还穿插进了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诏狱供状(当为捏造)。收入《三朝要典》的奏疏后多以“史臣曰”的形式加以评断，驳斥与阉党见解不合的章奏，对同党则百般褒扬。“史臣曰”在实际上一步步地将人引向对东林党的憎恶。毋庸置疑，这是“阉党”打击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它的编纂，开启了专修一史以助党争的先例，若将其与天启年间一系列严禁私史事件联系起来，它的出现又另有意义在内。
明代隆庆前史禁较松，但天启年间，却出现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禁史活动。天启元年（1621）三月，在光宗、神宗两朝实录尚未开始纂修之际，御史周宗健就请求将民间流传的稗官小乘“悉收其书，明为订辩，务令野史所言，合于朝之所征”，[xviii]疏入报闻，并未施行。从天启五年（1625）霍维华、杨所修请改正“三案”开始，私史之禁逐渐展开。这年四月，监生杨维修私刻的《泰昌日录》被禁毁；九月，《三朝要典》即将纂修之际，熹宗颁布谕旨：凡与“三案”相连事件，禁止私家撰著，“其传记、小说便着礼部与各抚按严加禁止。自今以后，非有部文，不许擅刻书籍，违者着辑事衙门访获，治以妖言惑众之罪。”[xix]这个诏令的颁布意味着政府不仅控制了与“三案”有关史书的撰写权，而且也控制了此类书籍的刊刻权。六年（1626）四月，由于《三朝要典》的完成，依给事中虞廷弼所请，明政府又禁行《天鉴录》、《点将录》、《初终录》、《同志录》、《石碣录》、《伪鉴录》等私修史书，并严谕：“今后凡系此等私书一见即为焚毁，毋得抄传谈说，溷乱是非，有不尊的著辑事衙门访拿治罪”；八月，广西副使曹学俭[xx]私撰的《野史纪略》被毁板，本人削籍，《明史·曹学俭传》述及此事云：“初，梃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牷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至六年秋，学牷迁陕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劾学牷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广西巡按御史王政新也因曾举荐过他受到牵连。贬为闲职。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天启年间禁止私自撰写神宗、光宗朝史事的原因，根源就在于与这两朝有关的“国本”、梃击”、“红丸”等事件关涉到皇室的尊严与声誉，朝廷绝不允许将此付之于私笔，任人评说。然而，由这些事件而生的猜疑、议论已众口哗然，流传宫外，统治者要消弭议论，维护统治，对“三案”进行总结是非常必要的，《三朝要典》正是明政府总结“三案”的一部著作，它统一了“三案”口径，强行规定了“三案”中的是非，朝臣的忠奸，欲图“使三朝慈孝灿然大明，天下万世无所疑惑”，”来堵塞众口。有了这样一部官修之书，《天鉴录》、《点将录》、《同志录》、《伪鉴录》等阉党用来攻讦东林的史著也被严行禁止，免得其中叙事参差，引发浮议。统治者将史学作为政争工具，由此必然导致极端化的文化专制主义。
四、改修本《明光宗实录》
按照孙承泽《山书》、朱国祯《皇明史概》和清代官修《明史》等史籍的记载，《明光宗实录》的改修是为了附合东林党杨涟、左光斗诸人的定罪，在阉党分子黄承吴、霍维华等人的题请下进行的。而促使《明光宗实录》进行改修的最直接原因却是《三朝要典》的纂成。《三朝要典》修成后，“‘三案’中之华衮斧钺已揭于天下万世”，那么“《要典》、《实录》一语参差，则一信一疑，必滋猜谤”[xxi]，因此，《光宗实录》的改修势在必行。
改修始于天启六年十月，主要由霍维华领其事，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改修完毕。进呈时，阁臣施风来请毁叶向高初修本，司礼监王体乾以“前所修亦系奉旨办理，国朝无焚实录之例”[xxii]力争，使两部《光宗实录》得以并贮皇史宬。
由于改修本《光宗实录》已经失传，我们无法了解这部改修实录的全貌。但是崇祯八年(1635年)纂修《熹宗实录》过程中，史官文震孟从内阁副本中取出经过改修的《光宗实录》校对，其中记载的肆意诋污令他义愤填膺，立即上书请求“发金匮之秘，洗石渠之秽”，这就是名动一时的《孝思无穷疏》。奏疏中摘出了改修本实录中“尤悖谬者”的五条原文，一一驳正，可以帮助了解《光宗实录》的改修情况[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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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孟所引述改修本《宗实录》的第一条是“争国本”事，二、三、四条都涉及“梃击”一案，第五条则与“红丸案”相关，这五条引文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评断之语。如“争国本”一事中评曰：“储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第一条）；于“梃击案”中则指王之宗断张差疯癫是捏造“谋危东宫之讼”（第二条）；御史刘廷元审断张差为疯癫得神宗同意，“谳决平允”，后有人翻其案乃为“突揭构衅，徒党因以为利”（第三条）；又诬东林党人争梃击一案是以张差为“奇货”，以此“居为元功”（第四条）。于“红丸”一案除肯定服药“悉出圣意”外，更攻击有人造作舆论，“群小附和，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冥之世”（第五条）。由此可见，与初修本《光宗实录》尽量减少评语不同的是，改修本以多加评断之语论列“三案”，这些代表个人、党派意志的褒贬之笔的加入，把本应据实叙事的一朝实录几乎变为党同伐异的辩争之书。改修本的这些改动是以〈三朝要典〉为蓝本的。文震孟所列的“犹为悖谬”之第一条可从《三朝要典》卷首找到一致的记述，二、三、四条与《要典》“梃击案”中的“吏臣曰”同出—一辙，第五条则契合于《要典》“红丸案”所论。初修本《光宗实录》的纂修，也是一派政治势力掌权之时，也是处厂激烈党争之际，但记述平实慎重，少有党争色彩，初修本《光宗实录》的纂修，也是一派政治势力掌权之时，也是处于激烈党争之际，但记述平实慎重，少有党争色彩，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改修本中却附从一党偏私之意，充斥了对不同政派的攻讦、诋毁。以具有最高权威的《实录》来依违另一部官修史著，这在明代历史上是仅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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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明熹宗实录》卷八，二年四月丁卯。
[ii] 《明熹宗实录》卷三，元年十二月丙寅。
[iii] 《明史》卷三O五《魏忠贤传》。
[iv] 如谢贵安先生《明实录纂修与明代政治斗争》（《
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傅吾康先生《明代的历史著述》（《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00页）所论。
[v] 叶向高《纶扉奏草》卷九《辞实录加恩疏》，台北伟文图书有限公司。
[vi]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称宬》。
[v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二年四月辛巳条。
[vi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二年四月辛巳条。
[ix] 《明光宗实录》卷八，元年甲戌。
[x]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称宬》。
[xi]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称宬》。
[xii] 朱国桢《皇明史概》卷四十六《红丸》。
[xi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三年六月庚寅。
[xiv] 李慈铭《孟学斋
日记》乙集，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xv]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二年四月丙寅。
[xv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二年七月乙未。
[xv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三年六月庚寅。
[xviii] 《明熹宗实录》卷八，元年三月乙酉。
[xix] 《三朝要典》卷二十四《移宫》，下册，第1383页。
[xx] 曹学俭，字能始，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官南京户部郎中、广西右参议等职，万历中，闽中文风颇盛，自学俭倡之，事具《明史·文苑传》。
[xxi]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五，六年八月丁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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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 孙承泽《山书》卷一
[xxiii] 以上均见《明经世文编》卷五OO文震孟《孝思无穷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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