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2)
2013-09-02 01:19
导读：孔颖达疏： 正义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谓之家人。利女贞者，既修家内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统而论之，非君子丈夫
孔颖达疏：
正义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谓之家人。利女贞者，既修家内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统而论之，非君子丈夫之正，故但言利女贞。
释彖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时，注云：
家人之义,以内为本。
疏云：
……家人之道，必须女主于内，男主于外，然后家道乃立。
以上注疏的基本出发点及其落脚点，都在于“家”、“家内之道”；在解释“男女正”至“天下定”一段时，《正义》中进而有“义均天地”、“道齐邦国”，“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的说法。
相比之下，程颐《伊川易传》卷三《家人》开宗明义，更突出地阐发了“治家”与“治天下”的关系：
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离，为风自火出，……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与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为家人之道；明于内而巽于外，处家之道也。夫人有诸身者则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为《家人》之义也。
其后又反复强调，“家者，国之则也”；“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则天下治矣”。
吕祖谦曾经说：“伊川云‘正伦理，笃恩义’，此两句最当看。常人多以伦理为两事，殊不知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所谓‘伦’也；能正其伦，则道之表里已在矣。”“若看得正笃两字，可以论学矣。” [５５]
朱熹在其《原本周易本义》卷二解释《家人》卦“利女贞”说：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 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
所谓“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所谓“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所谓“内正则外无不正”，清楚地说明了讲求“家内之道”、“正男女之位于内外”的目的，绝不仅仅限止于“治家”，而是意欲“治天下”。穷则善其身，达则济天下。 “正位”直接关系着伦常秩序的基础与化成天下的目标，因此，宋儒从来不将这一 问题 等闲视之。
（二）
宋代封赠官员母妻的制诰命词，一般来说，个别针对性不明显，却洋溢着强烈的道德教谕色彩。例如余靖《武溪集》卷一一《制诰》“百官妻”条目：
敕：夫家道正而天下治。盖国风之始、人伦之大皆本于夫妇也。……某妻某氏，柔明著美，淑茂流声；居无出阃之言，动有鸣环之节。作嫔良士，服我周行。宜开石 之封，以宠金闺之籍。俾其齐家辅国有所先后，则庶几乎治矣。
《华阳集》卷三一《外制》“封百官妻制”：
朕惟古者风天下之道，由夫妇始。以其辅佐之德正位于内，而王化之基乎！具官某妻某氏，贤而有行，宜中馈之吉。方予讲大典，郊见上帝，惟是中外之士，莫不献力以相予于成，岂非阃仪之助哉！今予命之以封君，其益思淑慎，以保尔有家之庆。
其它诸如“妇人之贤，室家所赖。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使其后世有《麟趾》信厚之风”；“举无失中，言必由礼。……兹使君子绰有成德” [５６] 一类文字，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些辞句虽然出自个别士大夫之手，但其中所反映的，通常是构成为时人共识的 内容 。通过这些制词，人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于“具官某妻某氏”操行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于“齐家辅国”的期待，是在强调“家道正”与“天下治”之间的关联。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王安石曾经说：“圣人之教，必由闺门始” [５７] ；司马光说：“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５８] ；陈襄也说：“致法于天下者，必起于闺门之隐” [５９] 。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似无根本分歧。教化自 社会 的基本单位起始，“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 [６０] 。推治家之法以临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自内向外推展伦理教化的必由途径，也就是元丰年间程颐与吕大临所说的“治体”：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６１]
在谈及“二南之诗”时，程颐说：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６２]
龚原在解释《家人》卦时，曾经将其与“二南之风”相提并论：“男女正而父母严，则父子有仁，兄弟有义，夫妇有礼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风所以具仁义礼智，由是道也。” [６３]
元祐年间，范祖禹向准备纳后的哲宗进《周易·家人卦》解义 [６４] ，集中详尽地阐述了“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
谨按《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
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义，阴阳之分也。……如此然后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 中国 为一人，故视天下如家，视百姓如身，爱人如爱身，治天下如治家。……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爱也。……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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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治家之法以治天下，首先是帝王之家的事。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们将“正家——治国”模式视为建立良好的整体社会秩序的必然取径，这正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所表述的：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南宋大儒吕祖谦在其《杂说》中也强调说：
今人须是就治家上理会。这里不治，如何是为学？尧称舜，让以天下，如何止说“刑于二女”；四岳举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谐以孝”。若是今人，须说舜有经纶大业、治世安民之事。 [６５]
只有把“正家”置于“天下国家”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清它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的真正意义。而男女两性被要求“正位”，从根本上讲，是由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正家——治国——化天下”的社会义务与整体格局决定的。
（三）
或许可以说，决定墓志铭所书写之内容的首先不是墓主本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而是墓志撰述者心目中认为应予肯定的女性品行。读到以女性（特别是主持家事的女性）为传主的宋代墓志，我们经常感觉到，其中所勾勒的形象并不仅仅“婉娩听从”，而往往严明肃正。
例如，《李觏集》卷三十《郑助教母陈氏墓铭（并序）》：
归于郑氏，生二男裁数岁而寡。姑老子弱，门内外事，一介必委于其躬。性严正，处之有宜。请谢姻戚，意厚谆谆。用福其家，以不失旧。
《王文公集》卷九九《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
夫人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盖其明辨智识，当世游谈学问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虽内外族亲之悍强顽鄙者，犹知严惮其为贤；而夫人拊循应接，亲疏小大，皆有礼焉。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彭城集》卷三六《林氏母黄氏夫人墓表》：
……林氏殆将绝，夫人悲哀戚忧，以礼自卫纲纪，其门户屹然不替。……其所以维持左右，莫不有常法度。
《陶山集》卷十五《王氏夫人墓志铭》：
能以礼赞其夫，以义成其子。夫称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远虑达识， 恶阿谀，喜忠鲠，胸中白黑明甚。
宣示“正女以男” [６６] 的杨万里，在为刘蕴妻董氏所作墓志铭中，称这位女性
虽未尝习知图史，而天性敏悟，言行中于义，承宾祭、穆姻族、交乡邻、待奴隶，诚敬恩义，无不曲尽。事有是非，立语可决。人有善，为之喜悦；不善，多面折之。有烈丈夫所不如者。 [６７]
以上显然不是一群卑弱的形象。而对于“相其夫以正而顺，诲其子以义而慈” [６８] 、“于家内外，靡不规正” [６９] 的女子品行的赞许与推崇，无疑来自于“正家”的需要。程颐曾经说，“以柔顺处中正，妇人之道也。” [７０] “柔顺”是要求于女性的态度，而“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 [７１] ，是“治家之道”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墓志中对于主妇们“治家有法”的强调。
在唐代女性墓志铭中，除雕琢的辞藻及华赡的用典外，有关主妇们的“治家”行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如“言辞可则，举措成规”、“闺门有序，阃政无违”；以及“奉采蘩之职，修中馈之道，而能勤敬精洁，动循礼法”一类说法 [７２] ；即便是主持家政的女性，也不过是“贞孝慈睦，动必准礼，理家训子，奉上恤下，勤俭节用，无所苟求” [７３] 。
而宋代“主内”的女性们，在以法度规矩治家方面，似乎有了更值得一提的表现。在欧阳修为梅尧臣的妻子谢氏所做墓志铭中，称她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以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卑陋，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语言容止必怡以和。 [７４]
在《居士集》卷三七《东莱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志铭》中，欧阳修又说
夫人将家子，有贤行。东莱之亡，诸孤尚幼，夫人治家训子皆有法。
李觏称道一位聂夫人王氏，说：
（聂君）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为妇孝，为妻顺，为母爱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尝蒂芥。既自治其家，举有法度。……教厥子必以礼义荣辱，故克有成。 [７５]
王安石曾经称一位乐氏夫人“治诸子有节法，诲厉教督，造次必于文学” [７６] ；又称另一位蒋夫人治家能使“子妇化服，循其法” [７７] 。苏颂则称其外祖母高氏不仅“恭静和顺，能成君子之志”，而且“奉上率下，举动有法” [７８] 。
更有意思的是，《华阳集》卷四十集中收载着王珪所作的一些墓志铭，其中郑戬夫人李氏的墓志铭，说“文肃（按指郑戬）既贵，筦枢密，提将钺，夫人治家益有法” [７９] ；王覃妻吕氏的墓志铭，说“少卿（按指王覃）临事素严，夫人治家亦有法，阃内肃然如官廷” [８０] ；赵宗旦妻贾氏的墓志铭，说她“柔明德量，抚内外姻族，恩义灿然，治家尤有法” [８１] ；辜氏墓志铭，则藉其子之口，说她“在乡里时，治家最为有法” [８２] 。对于所谓“益有法”、“亦有法”、“尤有法”、“最为有法”，读者当然难以据之比较判断，这种表述毋宁说是反映着作者本人对于治家“有法”的重视与提倡。
宋代封赠“具官某母某氏”的制词中，常常表彰她们“法度自将，矩仪兼劭” [８３] ；“法度雍柔，禀有贤德，善祥之滀，哲嗣其兴” [８４] ；“法度雍穆，作配名门；母仪之贤，范于当世” [８５] ；或是“生钟爱慈，躬履法度。齐家以礼，仰风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庆之获助” [８６] 等等。在封赠“具官某妻某氏”的制词中，也称她们“法度雍和，言容靓顺” [８７] ；“少以女士，秀于闺门；来嫔德人，动以礼法” [８８] 云云。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吕祖谦《东莱易说》下《家人》中解释“利女贞”说：
大抵正于己，其正尚未至；惟及于人，方谓之正。……正不独身，而能及人，则家道成矣。
正己正人，女性在“正家之法”中，既被动亦主动。她们可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士大夫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家人》卦中“初九，闲有家，悔亡”的解释，自王弼、孔颖达至程颐，实际上是层层递进的。注文指出：“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疏中重申：“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若黩乱之后方始治之，即有悔矣。”注疏已经提出了治家之法度的问题。基于“家之患常在礼法不足而渎漫【慢】生”的认识，程颐强调了“防闲法度”之针对性在于防范“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
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故悔亡也。
他指出，“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并且在解释“家人嗃嗃”时说：“盖严谨之过，虽于人情不能无伤，然苟法度立，伦理正，乃恩义之所存也。” [８９] 这样的正家“法度”，显然是为维系伦序有常的理想状态服务的。
四、馀语
（一）
《周易》本身，有着无限的解释空间。这或许正是古往今来一代代学者阐论辩难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宋儒解《易》，目的在于“释人事”，尽管具体解诂有所差异，但在对于《家人》卦所涉及的“伦序—正位”、“正家—治国”的理解、对于“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倾向方面，应该说主导的意念相当一致。由于解经释义、制诰命词以及墓志碑铭等文本自身性质的不同，在处理、表述“男女/内外”问题时的方式显然颇不相同。将欧阳修、司马光、杨万里等人对于《家人》、《内则》义理的正面阐发与他们所作女性墓志做一比较，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别所在。对于“应然”的理想秩序结构之强调，并不排斥对于社会生活“实然”情境的承认。当然，二者的磨合与折衷并非易事，早有 研究 者指出志铭作者们配合“正位于内”基本理念的为难与努力 [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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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由于“妇德之备，功施于内” [９１] ，“在深闺隐屏之中”、“惟以贞信为节，又无外事”的“妇人女子”，“非有纯德至善，不能著闻于世” [９２] ；更甚一层，则有“妇人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 [９３] 的说法。但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女性墓志碑铭，却以百千计。墓志资料中的溢美倾向，当然无庸赘言 [９４] ；而有些时候，与其简单地归结为“溢美”，不如说是士大夫教化导向意识的流露。一方面是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 影响 及位置，另一方面是对于“使后世为妇者有所矜式” [９５] 的期望，决定着撰著者对于写作内容及表述方式的斟酌与选择。
（二）
对于女性史中所谓“内外”问题，已经有不少围绕家庭门户、围绕社会现实的讨论；但它既然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涉及到主观认定问题，则我们又不能不将其置于当时的观念体系之中予以考虑。一方面，宋人对于“内”“外”之际的区分相当强调；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内”“外”之际的沟通又十分灵活。这恰恰提醒我们：“内”与“外”的问题，不仅仅是方位问题、分工问题，更涉及到深层次中的意识问题。
在讨论“内/外”问题时，更能揭示这一区分之实质的，并不在于其隔离区划，而更在于二者的交叉覆盖边际，在于对其联系与沟通的处理方式。在这里，最容易观察到诠释者区分“内”“外”的判断标准，观察到这类区分的真谛所在。
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迫使宋代士大夫们重新思考他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秩序、正位、纪纲等问题随之凸显，“主内”的女性之“相夫教子”“正家以礼”被赋予了突出的意义。女性的这些努力实际上构成为强化当时的
政治 文化秩序之整体过程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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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料与论题的限制，本文所接触的女性，大多属于宋代的中层社会。相对于下层女性而言，她们所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更深，坚持“正位于内”角色的倾向更明显，维护传统秩序的意识也更加强烈。
就这一阶层的女性而言，她们个人的道德努力受到士大夫们远较前代充分的重视与肯定 [９６]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于包围着女性的整体环境秩序的强调，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个体为了家族整体秩序的付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崇高价值，我们也因此而注意到墓志作者笔下的女性由于丈夫儿子的成就、由于家族的敦睦有伦而感受到的“自我成就”。
如果不仅注意女性个人的事迹，也注意她们所长育其中且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结构，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交互重叠的影像 [９７] 。其中既有轮廓明显的限制“内/外”的秩序框架，又有她们寻求夹缝、寻求沟通，活动于内外之间的身影；研究者既看到家族结构与秩序对于女性的束缚挤压，体会到她们的无助与苦闷，又感觉到女性强化这种结构和秩序的努力。
宋儒强调作为理性法则的“天理”，期许着社会的进步，寄希望于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为之努力的伦理纲常秩序，视“正位”为家族成员的义务而不惜以牺牲个性 发展 作为代价。经常有学者注意到宋代某些妻子的“悍妒”行为，并且对其背后的原因作出过种种说明。而笔者则痛切地感到，在一家一户之内，女性或可有其个性张扬的氛围；但置身在包容万象的“常道”、铺天盖地的礼制秩序中，就其总体而言，女性真真是无所逃逸。当然，与此同时，男性也在这同一整体秩序之下被“正位”、被规范。
[１] 例如Ebrey, Patricia B.,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刘静贞“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1995年； Ko，Dorothy（高彦颐），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近代中国妇女史》第3期，页29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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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柳立言：“浅谈宋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宋史研究集》25辑，1995年。
[３] 《原本周易本义》卷二《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
[４] “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1995年。
[５]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叙清河郡君》，陈氏培远堂本。
[６] “《书仪》实际是《仪礼》的通俗形式的延续，所以唐以后书仪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见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页2，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5年。司马光《书仪》应即产生于继承改造唐五代时期综合性《书仪》的基础之上。
[７] 于鬯《香草校书》卷三《易》“家人卦”条下说，“家有二说”。《家人》之卦辞指内寝为家；而《彖传》则通指大门内为家。
[８] 司马光的限定，看上去较《内则》更为严苛；但在当时人眼中，似乎并不是这样。据司马光自己说，他“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 目前 可用者而从之”（《司马温公集》卷六二《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而朱熹也认为“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最为适古今之宜”（《朱子语类》卷八四《论后世礼书》）。
[９] 有关唐宋女性墓志铭的比较研究，请参看Beverly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960--127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12—24.
[１０]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一《金华戚如圭母周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１] 《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六《渤海县太君高氏墓碣》，四部丛刊本。
[１２] 《王文公集》卷九八《楚国太夫人陈氏墓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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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王文公集》卷九九《长安县太君墓表》。
[１４] 《王文公集》卷九九《寿安县君王氏墓志铭》。
[１５] 《栾城集》卷三二《西掖告词》“文臣升朝封父母妻”，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１６] 《居士集》卷三六《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中国书店影印本。
[１７] 《苏轼文集》卷一五《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华书局校点本。
[１８] 《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９] “幕后窃听”夫君谈话的当然不止这四位夫人，“窃听”者有，“从户窥之”者亦有，例见陈襄《古灵集》卷二十《夫人吴氏墓志铭》。
[２０] 《陶山集》卷一五《长寿县太君陈氏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
[２１] 《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
[２２] 例如《华阳集》卷四十《魏国夫人陈氏墓志铭》，《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
[２３] 按：据《宋史》卷二八八《孙沔传》，“沔居官以才力闻，强直少所惮，然喜宴游女色，故中间坐废。妻边氏悍妒，为一时所传。”这位边夫人，是墓志铭作者陆佃之“从母”。与人们习见的诸多墓志铭一样，文中充盈溢美之词，并不意外。但尽管如此，墓志中还是透露了夫妻关系间的一点消息：“（夫人）持家颇严甚，遇事以理取胜，虽公不能无屈。亦天下奇女子也。”又，对于孙沔征讨侬智高的作为，滕甫有《南征录》一书记述详悉。当然，有关这位边夫人的作用，书中只字未提。
[２４] 《四朝闻见录》戊集“周虎”。何氏的详细事迹另见于《山房集》卷五《永国夫人何氏行状》，所载略有不同。
[２５] 这方面的材料不胜枚举。作为一二事例，可参见《广陵集》附录《节妇夫人吴氏（王令妻）墓碣铭》，《李觏集》卷二四《建昌军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弥陀阁记》、《景德寺新院记》及《后乐集》卷一七《章氏行状》等。《丹渊集》卷四十《文安县君刘氏墓志铭》，所记载之女性“乡先生”，为生计所迫而教授生徒，但这种“职业”选择本身即说明了“内、外”之间可能的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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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山房集》卷五《永国夫人何氏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２７] 梁治平在其《寻求 自然 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 法律 文化研究》第一章《家与国》中，有这样的表述。见该书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２８] 参见《李觏集》卷三《易论第十三》、程颐《伊川易传序》、
[２９] 《徂徕集》卷七，中华书局点校本。
[３０] 《李觏集》卷三《易论第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３１] 参见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 现代 阐释》页3-4，学林出版社,1997年。
[３２]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页10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３３] 《礼记正义》卷一《曲礼上》，《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３４]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第二十九》贞观十四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３５] 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卷首《周易古经通说》第五篇“元亨利贞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
[３６]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中华书局点校本。
[３７] 《范文正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３８] 《范文正集》卷五《易义》。
[３９] 参见《伊川易传》中《艮》《颐》诸卦的解释。
[４０] 《张魏公集》卷四《紫岩居士易传》, 绵竹校刻本。
[４１] 《伊川易传》卷三《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４２] 《南轩集》卷三《阃范序》，国学基本丛书本。
[４３] 《李文公集》卷四，四部丛刊本。
[４４] 《诚斋易传》卷十《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４５] 《左传》庄公十八年。
[４６] 参见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页420—421。
[４７] 《诚斋易传》卷十《家人》。
[４８] 参见《温公家训》、《东莱易说》卷下《家人》、《诚斋易传》卷十《家人》。
[４９] 《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76年版。
[５０]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四部丛刊本。
[５１] 《二程外书》卷十二《传闻杂记》载祁宽所记尹和静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５２] 二程曾经把“理”“道”解释为带有根本性的关系。程颐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说“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 [５２] ；《伊川易传序》中所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诸如此类，都是着眼于“关系”的见解。
[５３] 《张魏公集》卷四《紫岩居士易传》。
[５４] 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
[５５] 《东莱易说》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５６] 《栾城集》卷三二《西掖告词》“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鲜于侁母”条、“王存妻胡氏齐安郡夫人”条。
[５７] 《王文公集》卷八六《外祖黄夫人墓表》
[５８]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程夫人墓志铭》。
[５９] 《古灵集》卷二十《夫人吴氏墓志铭》。
[６０] 《横渠易说·家人》。
[６１] 《二程遗书》卷二《二先生语二上》。
[６２] 《二程遗书》卷四《二先生语四》。
[６３] 《周易新讲义》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
[６４] 《范太史集》卷二三《进〈家人卦〉解义札子》，四库珍本初编。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６５] 《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杂说》，苏州正谊堂本
[６６] 《诚斋易传》卷十《家人》。
[６７] 《诚斋集》卷一三一《太恭人董氏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６８] 《王文公集》卷八六《鄱阳李夫人墓表》。
[６９] 《李觏集》卷三十《宋故将仕郎守太子中舍致仕宋公及夫人寿昌县君江氏墓碣铭（并序）》。
[７０] 《伊川易传》卷三《家人》。
[７１] 《张载集·中正篇第八》，中华书局标点本。
[７２]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15,《徐氏路夫人墓志铭》；乾符020, 崔晔《亡室姑臧李氏墓志铭并序》。又可参见开元152《刘君夫人张氏墓志铭》、贞元060《蒋夫人墓志铭》、元和047《任氏夫人墓志铭》、会昌049《冉氏夫人墓志铭》，等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７３]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会昌048《太原温氏之墓志》。
[７４] 《居士集》卷三六《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７５] 《李觏集》卷三十《聂夫人墓誌（并序）》。
[７６] 《王文公集》卷九八《故宁国县太君乐氏墓志铭》。
[７７] 《王文公集》卷九九《永安县太君蒋氏墓志铭》。
[７８] 《苏魏公文集》卷六十《长安郡太君高氏墓志铭》,中华书局校点本。
[７９] 《丹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
[８０] 《华阳集》卷四十《寿安县太君吕氏墓志铭》，丛书集成本。
[８１] 《华阳集》卷四十《赵宗旦妻贾氏墓志铭》。
[８２] 《华阳集》卷四十《辜氏墓志铭》。
[８３] 《文恭集》卷十九《霍氏郑氏范氏可并封县太君制》，丛书集成本。
[８４] 《华阳集》卷三一《使相韩琦封赠制》追封其母罗氏、胡氏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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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华阳集》卷三一《观文殿学士王举正封赠制》追封其母宋氏制词。
[８６] 《净德集》卷九《内外制》“邵闻礼等故继母和义郡太君蔡氏可赠遂宁郡太君制”，丛书集成本。
[８７] 《华阳集》卷三一“三司使田况妻富氏翰
林学士承旨王拱辰妻薛氏并追封乐安郡君制”。
[８８] 《苏轼文集》卷三八《制敕》“韩维故妻苏氏永嘉夫人”。
[８９] 《伊川易传》卷三《家人》。
[９０] 刘静贞“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
[９１] 《居士集》卷三六《长沙县君胡氏墓志铭》。
[９２] 《陶山集》卷一五《长寿县太君陈氏墓志铭》，丛书集成本。
[９３]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叙清河郡君》。
[９４] 例如陆佃曾经抱怨妇人女子“理为循者少，而惛悍者多”，并且说宋兴百年间，“天下奇男子往往间出，独淑妇者，犹寂寞而罕闻”（《陶山集》卷十五《王氏夫人墓志铭》） [９４] ；但这并未妨碍他为不少女性撰写了赞誉备至的碑铭
[９５]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叙清河郡君》。
[９６] 参见Beverly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960--127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12—24.
[９７] 当然，“影像”并不等同于现实。某些“影像”甚至会有扭曲与变形，这与它们出自“折射”“再塑”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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