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的背后（2）(1)(4)

　　4.中苏摩擦日益加剧

　　当然，毛很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和中共如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当实实在在的老大，份量远远不够。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曾就“提苏联为首”这一说法解释道：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连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为首就很困难了。而苏联共产党有40多年的经验，是经验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113）

　　此后不久，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其目的之一是用非常手段在经济上赶超苏联，从而增强其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经济实力。赫鲁晓夫对毛这个自鸣得意的荒唐决策从一开始就不表支持。后来大跃进直接导致全国经济几近崩溃，农村人口饿死数千万，这样的瞎折腾事件招致赫鲁晓夫的批评。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的波兹南市赫鲁晓夫就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做法。（204）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281）大跃进的后果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些批评其实并无偏差，这让毛脸面尽失，他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更加强烈了。

　　国内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不但没有减少毛的争雄之心，反而激起他的好斗意志；经济政策不成功，毛就在其他方面出击，这使中国与苏联进一步发生摩擦。赫鲁晓夫虽对毛这个“好战分子”有所了解，但他仍想拉著中国一起推行他的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和平计划”。为此，他曾向毛及中共通报苏联的国际关系政策。例如，苏联大使曾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向中共领导人介绍过苏联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态度等。1960年，在苏联参加英、美、法、苏四国会议之前，赫鲁晓夫呼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要形成共识；9月访问美国后他又在12月的匈牙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要“对表”。

　　尽管中共表示要“以苏联为首”，中苏两国之间还有“互助同盟条约”（依照此条约，一方卷入涉外冲突时另一方有义务参与），但毛泽东及中共处理涉外事务时依然我行我素。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突然下令炮击金门、马祖，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不但美国茫然不知所措，中共对苏联也事先未打招呼。赫鲁晓夫急忙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北京询问毛泽东到底要干什么，毛则轻率地表示，他只是想摸摸美国人的底。吴冷西在书中提到，赫鲁晓夫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讲话中对此事耿耿于怀，认为中共竟想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220）

　　1959年8月27日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此事导致中苏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不相信印度是侵略者，未支持中国，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9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遗憾”。赫鲁晓夫更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中共放走达赖喇嘛，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某邦的竞选中失败，使印度领导人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250）中共当然无法忍受这种批评。陈毅曾指著赫鲁晓夫说：你们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为什么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分明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挑衅的，你不但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224）周恩来在1960年7月14日至16日的北戴河会议批评苏联“不惜牺牲盟友利益来讨好民族资产阶级”，指责赫鲁晓夫在西藏叛乱问题、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中国与印尼的关系问题上不为中国说话。

　　据吴冷西回忆：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1958年12月21日，赫鲁晓夫在与一位美国参议员会谈时，攻击了中国；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报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中国，因此开始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先例，也开创了在兄弟党之间，由一个党的总书记公开地、不指名地批评另一个党的恶劣先例（191）；1960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放肆攻击中国和毛泽东”（250），赫鲁晓夫酒后吐真言，大发脾气说：“有人要苏联为首，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过去，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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