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平民回归(1)(2)
2013-12-15 01:14
导读：(三)理想归宿上：实现了从理想境界到现实活动的突破 传统主流理想人格“治国、平天下”的终极关怀，注定了其终究只是一种不现实的，没有普遍意义的
(三)理想归宿上：实现了从理想境界到现实活动的突破
传统主流理想人格“治国、平天下”的终极关怀，注定了其终究只是一种不现实的，没有普遍意义的圣人道德人格。其只能建立在先验人性论的基础上，靠以内在反思的途径和方法来实现人的德性人格。这种“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的道德理想必然与现实生活形成悖论。王夫之通过降圣人理想人格为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办法找到了理想境界和现实活动的契合点。一是通过降低道德和行为的要求给人们以激励。理想境界变为了具体的道德品性，即：“德性者。非耳目口体之性，乃仁义礼智之根心而具足者也。”基础由先验人性论变为了经验人性论，并通过在后天的日新创造活动中，不断创生、不断形成、不断变化。即：“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治国、平天下”变成了“裁成辅相”、“与天争胜”，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现实中有了具体的操作性、可行性。二是通过圣人平民化来泛化行为主体。“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即：圣人也是人。他不仅是做“天样大事”。同样也要做“针样小事”。效法不了他们“治国、平天下”，效法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能对国家有所裨益的“针样小事”还是可以的。只要“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就不失为大丈夫。就可以获得自身行为与圣人行为在社会意义上的对等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具有了现实性。王夫之把传统理想人格从超验的本体境界拉回到了经验的世俗生活之中。将人格理想的归宿最终定位在了现实活动之中，使所有人的发展都有了进一步的可能。“圣人”理想人格终于完成了走下了圣坛的全部理论准备。
三、王夫之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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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大丈夫理想人格以其独特的人文视角和现实路径为传统“圣人”理想人格走下圣坛。实现平民回归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迪意义。
(一)在承上启下中发展了儒家理想人格
儒家理想人格伴随着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前儒萌芽时期是“自然人格”；儒学发展时期是“神化人格”；儒学教条化时期是“工具人格”；儒学解构时期是“批判人格”；儒学回归时期是“寻根人格”。王夫之所处的明清之际是儒学解构时期的开始。这注定了其理想人格是一种具有承上启下功用的批判人格。即既是对先前儒家理想人格批判地继承。又是对后来寻根儒家人格的启迪。在经历了美好的自然人格、敬畏的神话人格、压抑的工具人格，儒家人格走向了“天命之谓性”、“圣人无我”、“非礼不为”的极端。天命至上、群体至上、道德至上成为社会的普遍规范和认同。这在理论上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欲求合理性的抹杀。人的行为与发展终因在理论上失去必要基础与激励而在现实上流于空谈。儒家理想人格至此走人了超理想、非现实的困境。人在其中走向了非健全的缺失。在这种语境下。王夫之开始了对儒家理想人格继承性地解构与批判。在他视野中，儒家对人基本道德的表述：“仁义礼智信”等人格品质是对人类各种形态社会的人格抽象。是具有永恒性质的人类的精神归宿和根基。所不同的在于“人格是个体内在心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人们对环境顺应的独特性。”即人不再是为天命所束缚而畏天从命的客体。而是有着形色欲望的。可以相天造命的主体。同时也是有着“与天争胜”胆略。“达情养性”性情。能够明伦、察物、居仁、由义的大丈夫。人因此而有了尊严、价值和自我实现。开始变得丰满、健全起来。就这样。王夫之的理想人格在批判之中弥补了先前儒家理想人格的不足。莫定了后儒学时期“寻根人格”的发展基础，使儒家理想人格获得了重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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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潜移默化中锤塑了近代理想人格
王夫之理想人格对于近代理想人格的贡献在于提供了解构方法论、昭示了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发出了践行理想人格的现实诉求。在方法论上，龚自珍、魏源、梁启超对理想人格的锤塑和王夫之一样，是从解构人格发展的枷锁——天命开始的。他们不再把天(自然)理解成超人的主宰(神)、或者终极的道德性存在(天理)，以及这两者的混合“天命”。而是分别主张：“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造化自我”；“放明夫天演之公理者，必不肯弃自力不用而惟命是从也。”这是对天命的坚决否定。更是对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高度弘扬。这种自我并非没有情欲的圣人之我，而是得到了“欲的肯定和私的主张”，有着“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可以“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人人都可有现实作为的平民之自我。只不过，龚魏主张“慨然有经世之志，视兴利除弊为己任”，是一种英雄豪杰行为：梁启超则主张国民通过行使选举权来实现
政治参与。且将对国家作出贡献的所有行为纳入到了“身任天下”的范畴。使之更加职业化、多元化、大众化，是一种公民行为。但无论是龚魏的英雄豪杰人格，还是梁启超的公民人格，都传承着王夫之理想人格中“身任天下”、“达情养性”、“与天争胜”的基因。在价值目标、性情、主体意识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流变。但王夫之理想人格于近代理想人格影响绝不止于此，只不过近代理想人格“实启于龚魏”，发展于梁启超。三人的理想人格更具典型性而已。其实，构建近代理想人格的一些积极因子，如严复“群己平衡”的主张。谭嗣同“不知无人欲。尚安得天理”的控诉，邹容“独立不羁之精神”的呼吁，陈独秀对新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的要求等都是对王夫之理想人格的借鉴。王夫之理想人格于近代理想人格的构建功不可没。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三)在范式规范中启迪了现实人格发展
正如希尔斯认为的。“当一项传统处于一种新的境况时。人们便可以感受到原先隐藏着的新的可能性。”王夫之大丈夫理想人格的确立。不仅宣告了传统理想人格的崩解，开启了近代理想人格的重塑，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因势利导地发展自我。要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更要确立人的终极归宿地位。所以。一切工作的开展都必须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并结合实际，因势利导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培养人自我启蒙、自我规范、自我完善的理性追求，也要鼓励人们积极入世，主动肩负起作为人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自我应有的社会担当。以从中实现人的自我体验和自我超越。二是权利义务并重。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在人们厌倦了过多社会担当的义务性付出的今天，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不应是过去缺乏权利赋予的义务性付出，而是应该建立在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得到进一步追加，生存和发展权利同步发展。物质和精神需求同时满足的基础上。必须让人们充分感受到获得权利的满足感和个人价值得到尊重与实现的成就感。只有这样，个人的发展才会自觉地成为一个融个体生命自然过程和社会实践历史过程于一体的和谐过程，个人和社会才会得到同步和谐发展。王夫之理想人格并非完美，但其在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其为现代理想人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永恒的范式。即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理想追求与现实行为相统一，自身关怀与社会关怀相统一，内在欲求与文化设计相统一。正是这一切，让其“对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持久的魅力，甚至在今天，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排名 王夫之大丈夫理想人格达到了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最高水平。尽管由于受阶级、时代、思想等局限所致，其离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新人格还有一步之遥，离现代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相差甚远。但仅仅那种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存在价值的人文情怀和为人的全面发展、全面人的发展提供的现实路径就足以莫定其在中国理想人格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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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彭平一 杜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