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见于著录的几部古代农业文献探索*(3)
2013-12-16 01:04
导读：工、商。最早提到“四民”的古文献，是《春秋谷梁传》(该书成公元年传：“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高民，有农民，有工民”)。按：此书基本以中小地
工、商。最早提到“四民”的古文献，是《春秋谷梁传》(该书成公元年传：“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高民，有农民，有工民”)。按：此书基本以中小地主阶级——“士”的家庭为对象，主要是从广大劳动人民中，按月有关“治生”(农、工、商)的实践经验写成，故题《四民月令》。
⑤ 《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嘟将此书编人“农家类”。
⑥ 著者写《四民月令》当在其父崔瑷死时前后数年间或更前一些。查崔瑷卒年，据《后汉书》记载约在汉安(142—143年)间。瑷少时逃亡在外，赦归后，家贫，年四十馀，始为郡吏，未久，又以事入狱，释归后浮沉宦海多年，到他死前，据说，还是“蔬食菜羹”，“家无儋石”。死后，因丧葬事，家人“剽卖田宅……资产竭尽”。著者写此书时，正面临此境。
⑦ 《政论》六卷，见《隋志》。《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则作五卷。原书至宋代，已基本亡佚(后人有辑本)。
⑧ 见所著《政论》。这些主张，颇为范哗、贾思勰等所引用。
伐木和采集野生用植物)、养蚕、纺织以至农产品的储藏、加工(特别是酿造)、买卖等方面的“手册”，作为及时进行生产工作的参考。就这方面，同样可反映他的重农观点一斑。
2．反(不迷信)天命观点：对农田方面，从来就存在“信天命”和“反天命”的两种思想斗争。有的认为农田的水，“命悬于天”，江河泛滥，也“皆天事”，未易以改变①；有的相信人定胜天。人力足以改造自然。著者抱着这一观点，极力称颂“史起引漳水灌邺……李冰凿离堆通三江……秦开郑国，汉作白沟”，主张“崇堤防以御水害”②。这实际就是与传统思想，即荀况的《天论》一脉相承的反天命观点。尽管所著(四民月令)，体制有所局限，未能如《政论》一样，畅所欲言；但其中提及要趁“农事尚闲”，注意“利沟渎”，以便排灌，也多少反映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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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革新观点：著者反对“安习所见”、“率由旧章”，批判“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主张“世有所变，何必拘前”，“新新不已，用之无穷”③。这种观点，同样反映到《四民月令》中。此书无论在体裁上或内容上，都表现有革新的趋向。如物候和农事的结合方面；耕治各种不同田土、繁殖各种不同作物、采集各种不同药草和加工各种不同农产的时宜方面；采伐木材、竹材的适期和不适期方面等等，不少是著者从劳动人民积累的经验中，首先总结出来，成为新的资料。
4．实践观点：著者反对“奇玮(重视)所闻，简忽(轻视)所见”和“舞笔奋辞”的空谈；主张务本业、勤农桑的实践措施。非常赞赏赵过“教民耕殖”的行动，当他“为五原太守”时，也“卖储峙……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及纺，以教民织”④。这种说到做到的实践精神，颇受后人推崇。他总结“四民”实践经验，写成这部(四民月令)，肯定也跟传统的和他本人重视研究和亲历亲为的实践工夫分不开。
5。辩证观点： 《四民月令》述正月“陈根可拔”，自注认为“此周雒京师(洛阳地区)之法，其冀州远郡，各以其寒暑早晏，不拘于此”。述二月种植禾，三月种粳稻，四月种大小豆，自注均提到“美田欲稀，薄田欲稠”。所云“不拘于此”、“欲稀”、“欲稠”，就是说，对农事操作，要随时、随地、随实际情况而灵活掌握。这种辩证观点，颇值得重视。对此，著者在《政论》中，更进一步有所阐述，主张要“执权(注意变通)，遭时定制”，“与世推移”。批判“俗士苦不知变”。他特别推崇汉武帝所颁策书：“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的说法。体现出他的辩证观点相当明确。
6。节用观点：著者继承前代传统的“强本节用”思想，提出“节用裕民”说法，指斥当时“外溺奢风，内忧穷竭”⑤的坏俗。《四民月令》所提示的“度人为出”、“家备储蓄”以至“收敝絮及布帛”等，就是贯彻这一观点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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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爱国观点：著者跟前代思想家一样，既主张“耕” (足食)，也重视“战” (足兵)。他把“缮五兵”、“习战射”、“弛(弛)角弓絮，张竹木弓”、“上(张)角弓弩，*[弓+“拖”右]竹木弓及弧”等事项，也列入《四民月令》中，这正与《政论》“留意武备”的说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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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史记．河渠书》记载汲黯，郑当时与田酚的争论事。
② 并见《政论》。
③ 并见《政论》。
④ 并见《政论》。
⑤ 并见《政论》。
应。《政论》还强调“兵革国之大事”，“申明巧工(制兵器)旧令”，“使三军器械皆可依阻，则胆勇势盛”，“官兵常牢劲精利”。“三军皆奋，则何敌不克”，“边民(所以)敢斗健士”，“汉所以能制(犯边的)胡”，就赖此。对此，他不但反复论述，事实上也做得不错。《后汉书》称他任五原太守时， “胡虏连人云中、朔方，杀略(掠)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寔(崔寔)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守边功第一)”。他的爱国观点，不是很显然吗?
8。最后还值得提到，《四民月令》述制造：酒、酢、酱、曲、醢、脯、菹、齑、饧、饴、*[米+“備”右]糗以至籴、粜、沽、市等事项颇多。结合史书所载：著者因父死奔丧营葬①，“剽卖田宅……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可见他对这些业务，有其一定的实践经验。但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观点看来，以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崔寔②而亲自干这些业务，大不相称。据说：“时人多以讥之”，他本人却不顾旁人奚落，“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既不苟同于惟利是图的商人，又迥异于自命清高，鄙视小手和小商贩为贱业的“士人”。看来，也可以说，在当时历史范围内，他是一员具有反潮流精神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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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月令》著者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是涿郡安平(今河北境)人。他的生平，包括他父崔瑗、祖崔驷的生平，《后汉书》都有传记，不必赘述。但他的生卒年代，《后汉书》记载不完全，不具体，只说“建宁(公元168—171)中病卒”。近人推算，认为大约生于永元十五年，卒于建宁三年，即公元103—170，虽属悬忖，相信还不会悬殊过甚。至此，不妨补述数言：著者崔寫，一贯是笃守荀况思想的传统家法，从所著《四民月令》、《政论》和生平言行联系起来，上揭观点，一如所述，是相当明朗的，对后代科学技术不断有所影响，不断起到促进作用。后来，一些具有同一传统思想的人物，如仲长统以至贾思勰、陈夷、王祯、马一龙、徐光启、耿荫楼、宋应星、张履祥、刘应棠等为人及其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一定影响，或有一脉承传关系，或有相类、相近以至相同作风①。他们不约而同对崔寔及其著作，都相当重视。仲长统还特别推崇他所写的《政论》，声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④。范晔也认为：“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⑤。这些，都可想见其见重的一斑。这里，从《政论》中，还可进一步说明这位卓越的农书著者本来面目。他旗帜鲜明地对当代执行强本政策的统治者：文、景、武等诸帝，都有所称赞，特别对他誉为“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的宣帝，更推重。既宣扬他整饬吏治，“破奸轨之胆”的法治精神，又赞赏他“方外安静”的“安边”措施。指出当时就呈现“海内肃清、天下谧如”、“屡获丰年”的效果一一至此，著者崔寔的思想体系及其生平事略，可大致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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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崔瑷传》：“瑷晚年因受劾，诣廷尉上书自讼，得理，出(狱)。会病卒”。遗命其子崔寔，勿将遗体运回乡里，就地留葬。当时，其家人可能由涿郡奔赴洛阳营葬。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② 崔寔祖辈，包括崔朝、崔舒、崔篆以至崔驷等，可说既是“簪缨”的“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崔瑷，尽管遭遇坎坷，家境较困，还是颇有地位的名流(参见《后汉书》)。
③ 这批著者祖述崔寔的情况，这里暂不逐一说明，容续。
④ 参见所著《昌言》。
⑤ 参见《后汉书．范晔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