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西汉中期政治(2)
2014-03-20 01:07
导读：以与尚书令互相督察。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结合武帝时期国内外情
以与尚书令互相督察。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结合武帝时期国内外情势，个人认为，与宰相制相较，内朝制显然更适合武帝朝以数代之积对匈奴进行积极军事行动，且极易形成较大的成果。但是从一个政权内部权力机构的稳定传承上，一个稳定的中央组织更有利于整个王朝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出于裁抑相权的目的而对外朝的削弱，特别是对外朝首脑宰相职权的过分削弱，极容易形成外朝百官对皇帝的不信任，进而出于维护自身职位人身安全的考虑，在政府运作过程中也往往呈现“不作为”的状态。总之，内朝的设立在排除君主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设计外，却对中央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内在调节产生巨大的破化作用。
西汉中期政治的各种变化大多皆根源于武帝时期的“多有创制”④，然这些创制虽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但是由于临时性与不稳定性的限制，其可操作性依然依赖于君主的领导，因而不是一个可以相对地独立运行的政府机构。兼之原有行政模式的破坏，与长期战争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使得武帝晚年的西汉政权实际上处于较为危险的地带。而这恰恰也就迫使武帝不得不吸取秦二世暴虐而亡的教训，实行国策上的改弦更张、与民休息，以求得汉帝国的稳步传继。
二
考察西汉武帝前诸代君主虽有高后问高祖宰相代继事⑤，然皆无托孤、设辅臣事，其原因虽有汉初开国功臣巨大的影响力方面的原因，却也可以察知当时宰相制的稳固地位以及相权的相对独立性与完全性，即便帝幼，宰相虽非辅臣却可以是事实上的辅臣。逮至武帝末，综上文所述，宰相权力的过度削弱，使得宰相丧失事实上君主传继过程中原有的作用；而内朝所具有的特性也使得内朝不可能成为一个年幼皇帝用以加强专制统治的机构。是以设置辅臣成为武帝不得不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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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武帝时期创置内朝、裁抑相权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将
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权较为完整地收归皇帝手中，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正如上文所述，这样一个政权组织模式对领导者、也就是皇帝执政能力的依赖性较高，其执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效率。同时由于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武帝在选择辅臣过程中，不仅要求选定者不能成为刘氏皇权的威胁，而且要求选定者具有较高的行政能力并较好地理解武帝末政治转折的必要性。因于这些要求，具有先天优势的外戚也就成为备选人员中的重要部分，当然武帝身边参与决策的内朝官员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武帝托孤所设辅政大臣中，霍光、上官桀为外戚，金日磾、桑弘羊也都是随奉武帝多年的亲近臣子。其中霍光为人皆“沉静详审”、“资性端正”，行事“小心谨慎”。金日磾更是“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桑弘羊则是在武帝身边数十年，且颇有治绩，自然也是武帝信重之人。然而四人中，金日磾早卒，上官桀、桑弘羊以谋反诛，四辅去其三余霍氏独大，且霍氏以外戚之贵重，以辅弼之尊崇，以功业之隆盛建立起巨大的政治威望，加以昭帝年幼，由是形成以霍氏家族为主的外戚专权。随着霍光专权日久，形成“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⑥的态势，并严重威胁皇权、渐有不受控制的倾向，而终以族灭告终。
自武帝多有创制以来，西汉中期的外戚专权应该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又必须考虑到昭宣时期的特殊情况，即昭帝继位时不过八岁，在位十三年，且未曾亲政，昭帝皇后又是霍光外孙女，内外皆为霍氏控制，昭帝即便想削其权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霍氏家族的消亡，则不仅仅是因为霍光子孙们的愚蠢不肖，宣帝的政治才干及谨慎周密、外宽内忌的性格也有极大的关系。 大学排名
关于霍氏家族的悲剧，前人多有论述，故不多谈。
从武帝末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上看，内朝设立后，整个机构的权力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