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魏晋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统一(2)
2014-03-21 01:13
导读：北朝间国书往来，本来的套话是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后来为欲示无外之意而不分彼此，改成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抛，并取得南北一致的认同。
北朝间国书往来，本来的套话是“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后来为“欲示无外之意”而不分彼此，改成“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抛，并取得南北一致的认同。至于深层观念上的趋同更是无微不至，如“正是北朝规制、南朝影响和地方特色杂错交织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区南北朝时期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又如“在北魏宣武帝即位后50年中(亦即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约公元500—550年)，南北双方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共处的时期，文化交流频繁，装饰艺术风格，特别是装饰题材、造型及纹饰渐趋相近。如前述南朝墓室与北魏巩县石窟内顶装饰图案题材的一致、神王异兽等题材在北朝后期石刻及南朝陵墓中的大量流行等”。审美上的一致也是价值观念趋同的形式之一。
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后有了长期的和平稳定，关中和中原不仅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是传统文化中心，南方的使者到了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于是在物质与心理的支撑下，谁占有中原，一统天下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名正言顺的尊王攘夷之举总会使人跃跃欲试。魏孝文帝当年酒酣高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其臣下呼应：“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埘。这种豪情壮志苻坚有过，拓跋焘有过，但客观形势都未成熟。宇文邕灭北齐后统一的条件是具备了，但不幸早早病故。因此杨坚建隋后的灭陈之策是这种意愿的自然延续。这些都说明无论北方的统治者是汉人还是少数族人，要求统一的主观愿望总是强烈的，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场景呢?在南边，自刘裕建立宋朝起，“以区区江东，蕞尔迫隘，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在与北方的较量中，就逐步走下坡路了。刘裕是一个出色的统帅，但为了确保夺取东晋政权，他匆匆从前线返回建康，致使先机尽失，关中沦陷，元气大伤。宋明帝时，青、齐诸州又为北魏所有，大体上淮河成了南北分界线。“南北朝对峙，其国势强弱之分界线大约在北朝乘南朝内争之际而攻取青、齐之地一役”。齐、梁两朝无大变动，缘淮为界而互有攻防，对峙下还能基本保持平衡，不过由于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后，两淮残破，无法成为北伐的基地，所以南朝多居守势。梁末由于侯景之乱，使继之而起的陈朝境土局限于长江之南，“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江左政权赖以生存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皆残破不堪，如《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五月条云：“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这样南朝就失去了与北朝分庭抗礼的实力基础。
此外，对南方政权而言，蜀地雄居上游，有顺流而下之势；而保江必先保淮，淮地一失，不仅建康暴露，北军也能共得舟楫之利，故益、淮之失决定了整个陈朝不过苟延残喘而已。隋文帝所采纳的伐陈策中，就以“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一旦决定伐陈，蜀、汉两江北军轻舟直下，南军不重兵抵御，必乘势而进，如聚船与之决战，则江防空虚，武昌以下，都可渡江，南方必顾此失彼。因此到了陈朝，统一的时日就取决于北方自身形势的发展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但从长远来看，南朝的积弱另有原因。东晋南朝的门阀，虽然起初也注意领兵，但毕竟来自文化世家，久之，必定重文轻武，兵人地位很低，士气不振。而北方少数族历来尚武，北魏迁都洛阳后虽有所削弱，但到了北周、北齐时又得到重振。这种差异也是南北战争中南朝输多赢少的原因之一。次者，由于长期积淀影响和地域资源多寡所致，当时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高于江左，北朝所铸钱币的材质和品相亦好过南方诸朝所铸，这就是说在作为战争基础的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上，北方也优于南方。再者，虽然北人惧暑，南人怕冷，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带来的
服装需求等辎重更依赖运输，这也是南朝屡次北伐而兵锋难过黄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黄河以北的支流，几乎都无法供南来舟船的航行，后勤没有保障，军队是无法打仗的。北方只要占领了江淮之间的地域，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挥师南下打过长江。因此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两淮至为重要，南军只有在此组建强大骑兵，备集足够的车马，方有希望克定河北。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想到、更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圳，这当然十分有利于长途奔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