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到“整体”——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2)
2014-03-24 01:18
导读：却担心地方史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整体史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
却担心地方史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整体史”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虽然承认“‘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人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但同时却担心地方史“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月]一句话，他们就是认为社会史难于完成学科整合的历史使命。很显然，这些担心的本质就是否定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的观点，仍是把社会史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那么自然也就由此推论出社会史是没有能力解读政治史的。首先，我们仍认为社会史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是观察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不论是地方史还是跨地域的整体史，作为方法论意义的社会史是有能力驾驭跨地区的宏观政治的，其中最基本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地方视野里的政治史研究，有些选题本身就是在解读跨地域的国家政治的总体演变轨迹。如上述提到的杜赞奇、孔飞力和王笛的三部论著，他们虽然是以区域为切人点，但最终讲的还是国家的宏观政治。他们的研究之所以引人注目，其成功之处也正在于他们有别于传统思路的社会史视角。其次，从社会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实际操作要求看，这种担心更是没有必要。从地方社会去解读整个国家的宏观政治，确实是从各自地方历史场景出发，通过对地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来考察国家的宏观政治在这个地方的实施以及演变情况的。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形复杂，经济文化发展历来不平衡，区域差异较大，国家的宏观政治，包括法律法规、各种措施和制度等在各个地方的贯彻执行不可能是整齐划一、完全相同的，即便是在国家政治强烈渗透到普通人们生活的近代，国家政治在各地的实施也不可能“刚”性到一成不变的程度，它总会根据各地的实际状况作出某些适当的调整。近些年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已毫无疑问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社会史这里，或者说与传统的政治史不同的是，“政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立足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个个“叫魂案”。运用从地方史的视角去解读政治史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就可以把国家的整体政治在各个地方的具体实施状况较为全面的展现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进而揭示国家宏观政治的总体发展脉络。既立足于‘他方”，同时又不断的“超越地方”。相比之下，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这种微观细致的考察，在脱离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的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的填充式研究，由于“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其结果很难避免出现千篇一律、僵化呆板和“机械教条的图解”的缺憾局面，以致于造成“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恰恰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把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一个区域(或叫地方)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通过各个地方这一视野，不但能够使我们窥探到的整体政治史这张地图，而且所看到的这张整体史的地图较之从前更为多姿多彩和真实可靠。至于怎样拾掇起碎片去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政治史的图像，需要的是综合的研究和理论的提升，是史学工作者们今后要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
诚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上述学者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无论它是哪个学科，一种新的方法论的提出和实践，总会伴随着挫折、迷茫、困惑，甚至是缺憾。地方史解读政治史这样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自然毫不例外的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创新的努力。任何事物，不去探索尝试的话，怎么会知道它的好与不好呢?在历史学研究面临困境的今天，创新意识尤显重要，墨守成规只能永远停留在传统模式上，不但不会给历史学带来繁荣，很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就地方史能否解读政治史和如何解读政治史这个问题而言，既然它是个有趣和有价值的课题，那就需要史学工作者们树立信心，投人更大的精力去研究，探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并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三
在社会史学者看来，国家的“宏观政治”在各个区域的表现(或可以叫“贯彻”)是不同的，若要确切的理解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治的话，就不能脱离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孤立的去考察。国家政治，包括从细小的每项法规条例到大的事件发生，在各地所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力量在各个地方社会所遭遇到的权力网络应对状况是不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多历史时期共有的现象。反过来，国家政治，亦会根据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地做出某些调整，以维持其正常的统治秩序，这就形成了“国家”与“地方”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地方社会及其个人，在经历一个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各自完全不同的表现和体会。正如赵世瑜在《社会史研究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