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2)
2014-04-09 01:18
导读：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见图2)。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
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见图2)。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科技、教育事业的支撑下，合理利用本地区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生态产业(包括工业、农业、
林业、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优选，并促其快速发展，才能顺利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以上仅是两个用以具体说明人地关系是一个在人为活动主导作用下“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近年来有所深化并获得应用的实例。其内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其理论思想与方法确有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正如一些环境史学家所阐明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也当是人地关系理论。所以环境史学家在研讨与创建学科理论体系时，也可以人地关系理作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区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与具体判定人和地两方面的相关要素，也可对相应的各要素影响、制约模型，再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得到可说明具体地区具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实质状况的观点，从而充分达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四关于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
在我国传统治史工作中，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撰成“八书”，班固在《汉书》中设十志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资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视。除了历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国还涌现出大批地方志，不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丰富与推动了史学研究与纂著工作。因而治史离不了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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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非常欣喜的是，在国家于新世纪启动的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清史》的纂修工作中，经总主编戴逸教授的倡议，在其典志部分设置了“生态环境”，单独作为一卷，与其他34志并立。这无疑是我国史学典志编撰工作继《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后在撰写体例与撰史思想上的一大创新。该志纂修工作自2004年夏季作为第二批委托项目，确定由笔者主持，与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兰勇教授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帅博士三人共同承担这一任务。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除愈加认清撰写该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外，也深感难度甚大。幸有清史典志组几位负责专家的指导、督促与支持以及许多相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我们继完成立项论证报告后，又五易其稿，改定了撰写大纲，拟订了编纂凡例，写出了近1万字的试写稿。现在继续迎难而上，遵循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之人地关系理论，充分吸取当代生态科学的理念与成果，从人类活动(即社会经济领域中一些主要的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上层建筑中有关政策、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人手，既注意有关生态环境之静态状况，更注重生态环境获得改善或导致恶化等动态变化，据实进行记述。以述明清代之生态环境主要特征及其变迁，并从中揭示其与清代经济社会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度间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工作，也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各地之环境保护工作，我们从《清史-生态环境志》的纂修工作中深切地感到，有必要倡议我国各级行政区域在修编各自的地方志时，增加“生态环境志”，将本辖区内整个历史时期或近现代的主要生态环境变迁状况据实记录下来。很明显，这样动态的生态环境志比现有的地方志设置的静态的自然地理志能更深刻地反映环境特点与人地关系的实质，也更有利于当地的生产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可以预期，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我国各级行政区域修编的地方志中补上了这一部分鲜活的内容，再加上一大批环境史学家与相关学科专家对我国环境史的专门性、区域性与断代性的深入研究，一部大家十分期待的规模宏大、体例完备、内容翔实、论析精准的《中国环境通史》就可积渐而至，应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