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述而不作”看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2)
2014-04-28 01:08
导读：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关系的过程中，均自觉地抱持一种通过推己及人以寻求一种生命心灵间之同体感通的仁者情怀。由此，儒家把人与他
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关系的过程中，均自觉地抱持一种通过推己及人以寻求一种生命心灵间之“同体感通”的“仁者情怀”。由此，儒家把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都归结为是一种德性生命精神之间同感与贯通的关系。这一点在荀子就已论及的儒家“三祭之礼”即祭祀天地、祖先和圣贤的礼仪制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谈到“三祭之礼”的文化义涵时，台湾东海大学蔡仁厚教授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天地’，是宇宙生命之本；‘祖先’，是个体生命之本；‘圣贤’，是文化生命之本。通过祭天地，人的生命乃与宇宙生命相通，而可臻于‘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通过祭祖先，人的生命乃与列祖列宗的生命相通，而可憬悟一己生命之源远流长及其绵延无穷之意义。通过祭圣贤，人的生命乃与民族文化生命相通，而可真切地感受慧命相承、学脉绵流的意义。总括起来，中国人对于生化万物、覆育万物的‘天地’，自己生命所从出的‘祖先’，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对此三者而同时加以祭祀，加以崇敬。这种回归生命根源的‘报本返始’的精神，确确实实是‘孝道伦理’的无限延伸；而其中所充盈洋溢的‘崇德’‘报功’的心情，亦未尝不可视为一种不容其已的‘责任感’之流露。（盖面对天地而想到创发宇宙继起之生命，面对祖先而想到光大祖德而垂裕后昆，面对圣贤而想到承续而且发扬仁道文化，这实在都是责任感的不容自已。）”[4]
由此，儒家在经典诠释中进而倡导以一种“仁者情怀”来对待历史文化传统和作为古圣先贤生命精神之凝结的经籍。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同样已开启了端绪。正是抱持这种推己及人、在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寻求一种生命心灵间之“同体感通”的“仁者情怀”，孔子对三代特别是周代文化保持了自觉的温情和敬意。他高度赞赏在借鉴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建立的周朝的礼乐制度，他主张通过在“因”即沿袭基础上的“损益”来确立当时代的礼仪制度。也正是因为立足于这样的心态，孔子在面对古圣先贤的文献进行理解和诠释活动时，自觉地采取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如果说在古代儒者那里，人们只是抱持了这种情怀而缺乏明确的理论自觉，现代的儒者则对此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在谈到对待文化传统应有的态度时，现代新儒家明确指出：“此过去之历史文化之本身，那是无数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页一页的写成的；……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在贯注。……客观上的历史文化，本来自始即是人类之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我们可以说，对一切人间的事物，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因一切人间事物之呈现于我们之感觉界者，只是表象，此表象之意义，只有由我们的生命心灵，透到此表象之后面，去同情体验其依于什么一种人类之生命心灵而有，然后能有真实的了解。我们要透至此表象之后面，则我们必须先能超越我们个人自己之主观的生命心灵，而有一肯定尊重客观的人类生命心灵之敬意。此敬意是一导引我们之智慧的光辉，去照察了解其他生命心灵之内部之一引线。只有此引线，而无智慧之运用，以从事研究，固然无了解。但是莫有此敬意为引线，则我们将对此呈现于感觉界之诸表象，只凭我们在主观上之习惯的成见，加以解释，以至凭任意联想的偶发的奇想，加以解释。这就必然产生无数的误解，而不能成就客观的了解。要成就此客观的了解，则必须以我们对欲了解者的敬意，导其先路。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么地方停止，则智慧之运用，亦即呆滞不前。……
所以照我们的意思，如果任何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实肯定中国之历史文化乃系无数代的中国人，以其生命心血写成，而为一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因而多少寄以同情与敬意，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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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我们把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都归结为是一种德性生命精神之间同感与贯通的关系，并以对古圣先贤之生命精神的契接为基本的理解指向，带着在“仁者情怀”的涵泳下而生发出来的同情与敬意面对历史文化传统和作为古圣先贤生命精神之凝结的经籍，来进行“以心传心”的理解与诠释活动时，不仅易于将理解与诠释活动指向对先在文本之存在合理性的“同情的了解”，而且易于在自觉不自觉中以承继古圣先贤的生命精神并将之发扬光大为己任。当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成为特定时间区段中中国文化共同体多数理解者基本的理解指向或曰“前识”、“成见”时，“述而不作”就很容易成为基本的诠释范式。在解释孔子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时，朱熹认为：“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这是从义理内容上说明何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但如果从诠释方式的角度，完全可以对此作出另外的解释：正象黑格尔所指出的，任何发展事实上都可以看作是对于此前被认为是神圣之物的亵渎一样，对一个富有“仁者情怀”的人来说，在变动不居之中否定事物之存在的合理性实在是一件让人不忍心承受的事情。因此，“仁者情怀”内在地包含了珍惜事物之确定性与稳定性的内容。而与周流变化的“水”相比较而言，“山”显然具有“厚重不迁”的“德性”，因而它容易与仁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正可以看作是“知者乐水”而“仁者乐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由孔子开其端绪的“述而不作”的叙事方式之所以会成为儒家经典诠释的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强调“同情、敬意”的“仁者情怀”显然是一个内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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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述而不作”的叙事方式及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作了上述分析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