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主要粮食作物单产的古今比较研究(1)(2)

三、比较与思考

以上概括地论述了二千年来关中地区粮食亩产发展的艰难步伐，当我们的视觉和思维跳出烦琐的推算枯燥的数据和单调的表格，进行纵向宏观的理性思考时，我们会得到许多迪发和教益。

秦汉时期能否亩产一钟。解放前后关中粮食产量很低，只达到亩钟产量的一半。其后，经过多年努力奋斗，伴随着新品种的不断推广、优质化肥的施用、水利条件的改善、适度的密植、机械化耕作的普及和科学管理措施的配合，到六十年代一些县的小麦等作物产量接近亩钟（294.5斤）的水平，直到七十年代大多数县的小麦才超过亩钟产量，这是一条曲折漫长而又十分艰辛的历程。大荔县1975年的小麦亩产322.5斤超亩钟，但1978年又降至235.3斤，低于亩钟，就有力地证明要稳定地达到亩钟产量何等不易。该县1959—1978年，粮食在“20年间亩产平均仅201.5斤”。到了八十年代，关中各主要产粮县的单产才稳定到亩钟产量之上。本世纪特别是去年和今年，陕西全省的夏季粮食单产都超过了亩钟之量，这是在2000万亩上下的大面积农田上取得的辉煌成就。由此推测，二千年前的秦汉时期要在几十万亩大的农田上获得亩钟产量是不可能的。《史记·河渠书》说郑国渠修成后可使四万顷农田“收皆亩一钟。”庄熊罴上奏说若真能穿洛灌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可令亩十石。皆不可信，这都是言者为强调水利对粮食增产的重要性而夸大的笼统说法，或者可视为亩钟之产是当时人们憧憬的产量，万顷折今亩制近70万亩，四万顷更高达270余万亩，在这么大面积的农田上要得到平均亩产小麦近300斤（水稻则为277.5斤、谷子则为249.7斤），在当时各种条件制约下是绝对不可能的，风调雨顺的年份在小面积田块上或许能实现这一理想。相对而言，汉武帝时河东守番系所言，用汾水改良并浇灌河东五千顷弃地度可得粮二百万石的说法较近实际，即每亩产四、五石，折合今制每亩收粮200斤上下，似较可信⁽¹⁴⁾。但还必须强调这仍必须在好年份才有可能实现，古人抵抗风霜雨雪、干旱、病虫害的能力是极差的。

(二)产量增长缓慢曲折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自然气候对农业收成影响极大，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影响农业增产的客观因素还有很多，毛泽东曾总结出要解决好八大要素才能获得丰收，即著名的八字方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虽极有见地但还不够，应再加上一个“候”，即气候及自然环境对农业的巨大影响。而气候等由自然规律支配，人类无能为力，姑且不论。我们说古人无法在大亩积农田上获取亩钟产量，还可从以下分析得到侧证。假若他们耕种的是有良好水利条件的肥田沃土，但在种、密、保、管、工等方面的落后仍阻碍其夺取亩钟产量。古代无良种繁育培养技术，种子多靠自然选择，根本无法同建国后以现代科技手段培育的在关中地区推广的数以百计的新品种相比。今年陕西省在小面积（76.9亩）土地上试种的新品种“西杂一号”获得平均亩产523公斤，最高产田块达646.5公斤的惊人产量，有力证明了科学育种对增产的极端重要性 ⁽¹⁵⁾ 。再肥沃的农田也要施肥追肥，传统农家肥虽环保且肥力持久，但不及化学肥料肥效高而快。另外，现代农民已掌握了古人不可能知晓的按土质及作物生长特点有针对性的配方使肥，施肥做到“对症下药”，极大发挥肥料的增产作用。植物保护方面，今天能针对各种病虫害喷洒农药，有效减低病害对产量的影响，而古人只能用土法防治或人工捕捉，事倍功半。现代许多管理技术和方式也是秦汉时期不可能出现的。秦汉刚出现铁工具不久，这种铁木合制的工具一直使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落后的生产工具不仅效率低，而且降低了耕作质量，难以促进作物增产，例如老式木铁合制的犁耕地的深度远不及拖拉机。下种量是否合适也是严重影响产量的因素之一，这就是八字方针的“密”，所谓密是合理密植之意，偏少偏多都达不到丰产目的。这方面秦简中有具体资料可供研究，无妨多说几句，睡虎地秦简云“种：稻、麻亩用二斗大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殴（也）”⁽¹⁶⁾。这个下种量是极偏低的，折成今亩制，每亩下种量为：稻、麻11.6斤，黍、荅3.9斤，叔2.9斤，禾（谷）5.2斤。小麦的下种量若以表1文献所言8斤/斗计算，折今亩制为5.8斤/亩；以表3实测每斗约3.2斤计算，当今亩下种4.6斤。小麦的播种量、基本苗数量、成穗数量三者成正比例关系，适度的播种量是取得丰收的关键因素之一。4.6斤/亩的下种量，每亩基本苗充其量五六万株，成穗量最大12万株，无论怎样优秀的品种，这样的下种量都难获得亩钟产量，估计最好收成为100多斤。秦代人还认为好的田地播种量还可再低：“利田畴，其不尽此数者可殹(也)”。把下种量和麦苗量成穗量三者之间的关系颠倒了，只懂得良田出苗率高可以节省籽种，而不知良田水肥条件好可以适度密植以增加苗数和穗数，从而提高单产。西汉武帝末年，赵过发明了可用于条播的犁耧，其推广普及尚需数十年。在此之前的二三百年间，播种多用撒播或穴播，禾苗分布不均匀，无株距行距可言，无法充分利用土地，也是当时稀植低产的原因。这种稀植习惯竟然延续了二千年，直至建国前后，关中各县小麦下种量大多为10斤上下，于是苗数10万株上下，成穗20万株左右，产量200斤上下便成很自然的事了，这在临潼县、华县、周至县、大荔县等县志中有具体反映。合理密植后，一般在20斤上下，有些品种更多些，这样成穗量可达35万株，好年景时亩产400—500斤便成现实。综上可见，导致农业发展极其缓慢的最根本原因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落后的手工业作坊造不出先进的生产工具，科技水平的低下也不可能有农药、化肥问世，认识的滞后不可能出现科学的作务管理，甚至能办到的事拖延几千年而没去办，例如合理密植本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认识上的误差致使稀植延续了二千年。一言一蔽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三）如何看待解放前的“倒退”。表4显示的1949年前各县粮食产量的低下是惊人的，有些年份个别县的小麦产量跌破百斤大关，只有可怜的几十斤。应该承认，二千年来农业是在极其缓慢艰难地发展着，有时甚至有曲折反复。成百年的社会动荡，几十年的战争、匪患、吏治腐败和间或发生的灾害，使解放前夕的中国农业已到崩滞边缘，关中地区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便不可避免。细究，最主要最直接的罪魁祸首是缺水。关中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降水量不够充沛，季节性变率大，时空分布不均匀，水一直是制约作物产量的主要瓶颈。自古这里很重视兴修水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到了民国时期，关中原有的古代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已废毁，杨虎城、李仪祉等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或未竣工或因各种原因难以发挥效益，而徒具虚名，各县绝大多数农田退化成旱田。1949年华县有耕地46.69万亩，其中仅有可灌农田1.21万亩；1942年渭南县142.59万亩耕地中也只有水浇地1.37万亩，幅员更大的大荔县，1949年耕地面积为182.09万亩，水地仅有4万亩。各县水田分别占全部耕地的2.6％、0.96％、2.2％。如此，若再加上天灾人祸，粮食亩产一般百余斤甚至更低就难以避免了。不过，这是短期的反常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大兴水利，产量逐步提高，到五十年代末已有社队产量超过了古人理想的亩钟产量，到八十年代后，各县均产一般年份都可超过亩钟之产，这是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一个飞跃时期。既使如此，农业仍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1959年至1962年三年大旱时期，各种农作物大幅减产即是力证。枯水季节灌区各社队社员为争水而争吵甚至械斗的事时有发生，七十年代初逐步开采地下水浇灌农田，各地用电力机械抽深井之水抗旱，才算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用水问题，作物产量基本有了保证，这也是我们反证秦汉时期在面积为几十万亩的土地上难以获取亩钟产量的依据之一。同时也说明古人要取得亩产四五石的收成，也必须有社会稳定、气候适宜、作务得当等条件作保证。

结        语

我们无权苛求和轻视我们的祖先，客观、公正、平静地看等古代的农业生产状况，应承认秦汉时期人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已取得不小的成就，他们基本了解了作物栽培方面知识，知道了水利的极其重要性，懂得引水淤压盐碱地；在施肥、防虫、田间管理诸方面都较前代有很大进步，这只要浏览有关专门史著作便一目了然。在那样落后艰苦的环境下，我们的祖先仍可创造出亩产200斤上下的好收成，而且坚持不懈地向理想的亩钟产量努力奋斗，是值得后人钦佩的。但阻碍农业发展的因素太多，诸如自然环境、水利条件、土地质量、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治等等，更不用说动乱战争等等，所以二千年来，农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有时甚至倒退。仅以作物产量增长而言，二千年似乎徘徊在一个水平上，充其量增长不足50%。除去社会的政治的原因外，以上其他制约因素从总体说是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缓慢所致。另外，可以看到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还须直接依赖机械制造、电力、化工诸产业的发展，现代农业还和基因遗传等工程的的发展进步关系日益密切。这一切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飞跃。近20年来，由于具备了上述条件，加上广大农民努力拼搏，我们便在短短20年间取得作物产量成倍甚至成三倍的增加的骄人成就，20年的发展进步大大超过以往二千多年。这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带来的。

［参 考 文 献］

（1）（10）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M］，第237页、第24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

（2）《汉书·食货志》［Ｍ］。中华书局(缩印本)，1997年。

（3）（6）（1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第44页、第45页注（1），第43页。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Ｍ］，第331页、3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

（5）（7）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Ｍ］，第260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11月。

（8）《左传·昭公三年［Ｍ］》：“釜十则钟”杜预注曰：“（钟）六斛四斗”。《资治通鉴》［M］卷一·周纪一，胡三省注“六斛四斗为一钟”，第一册第20页。中华书局，1956年6月。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Ｍ］也采用六斛四斗说，第1021页注 eq \o\ac(○,12)12、第2727页注 eq \o\ac(○,30)30，三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辞海》［Ｍ］第1916页同，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1990年12月版。林甘泉等持一钟十石说，见《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Ｍ］，第243页，版次等同①。

（9）天石：《西汉度量衡略说》［Ｊ］，《文物》1975年第12期第82页。

（11）西安市文管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Ｊ］、《考古》，1963年第2期第62页。31.84斤/石，系笔者以18件铜器今日容重与铭刻所记容量的相关数据求得平均值。原文表格在“容量的石斗折合今日小麦斤数”一栏中有6处微小的误差，若以纠正后的数据计算则应是32.03斤/石。好在误差甚小，故暂从之。

（12）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启动新的地方志编纂工程，陕西的县市志均由所在县市成立专门的县（市）编纂委员会组织编著，90年代各县志作为陕西地方志丛书陆续出版。关中粮食主产县县志均列有专门论述粮食生产的章节，请参考。因出版时间不一，出版社各自不同，表中所涉及的10县县志出版时间及机构从略，以免冗杂，以下有关各县材料，均出自各县县志，同样不一一注明。

（13）（15）分别参见《陕西日报》［N］，2004年6月12日：《我省夏粮喜获丰收》；2004年5月22日：《二华灾区小麦丰收在望》；2004年7月7日：《小麦增产：岐山农民人均增收200多元》；2004年8月15日：《小麦新品种“西杂一号”亩产突破五百公斤》。

共2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