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呼唤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5)

　　在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分离，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早已脱离普通民众，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因此，白话文倡导者们提出要打倒和废除这些“死文字”，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胡适，1981）。而在旧派人士，却一定要维护文言文这“天下至美”的文字，维护士大夫与“引车卖浆之徒”相区别的一种身份。所以，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鲁迅，1982）。”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到：“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1981，《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也许他是偏激了，但他关于白话文的奋力呼唤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设计学的聆听吗？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0多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见俞孔坚等2000,2003）。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作者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和建设的一种危机感。

　　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个方面，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第二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阴差阳错，很多杰出的设计师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而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在国际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和交流的机会。

　　第三个方面，改革开放后，在已经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上的混乱导致了两种反差极大的设计思潮，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设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谓夺回古城风貌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景观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必须强调的是，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的形式，而是理性与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陈志华先生说得好：“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它们仿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1999）。”我们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现代建筑，甚至我们看到央视大楼也是极其现代的，我们看到的大剧院也是现代形式的，但是它不是现代建筑的本质，它没有现代建筑内容，它只是形式。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特别是园林，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念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观，重新拾起士大夫的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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